阿凡達 中國釘子戶翻版？ (755)

【2010.01.17╱聯合晚報╱編譯彭淮棟】

「阿凡達」和釘子戶有關係嗎？不但有，而且有人說，這部片子的主題根本就是釘子戶保衛戰。

全球觀眾看「阿凡達」，津津樂道目不暇給的3D特效，但是在中國，許多觀眾看了心有戚戚，更有人熱淚盈眶，說本片是釘子戶遭遇的傳神寫照。

「阿凡達」劇情是，一個退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被派到一個外星，滲透藍皮膚的外星族，勸外星族讓地球人開礦，最後大動干戈，地球人動武，外星人奮起自衛，擊退地球人。

不少影評指「阿凡達」內容老套，除了玩弄新科技，其餘了無新意。但中國大陸觀眾根據他們自身的社會衝突處境，在片中看出另一層主題，認為本片講的是房地產業者和地方政府以開發為名，官商合力強迫居民搬家。

大陸一個網站，署名「一杯綠茶」者貼文說，「片裡片外情況非常相似，例如，片子裡的衝突從土地開始」。貼文說，房地產開發商要一塊地，當地居民非滾不可，你不走人，他們就無所不為，繼之以暴力。

在大陸，強迫拆遷常導至對立和地方上的抵抗。 2004年，建商要鏟平重慶一對夫婦的家，兩人一直抵抗到2007年，左鄰右舍一個個離去，整個建地剩下他們兩層樓的磚房。那年4月，他們和建商達成解決辦法，但終歸棄守。

sina網站一個部落格主說，他猜「阿凡達」導演卡麥隆一定暗中在中國住過一段時間，才想得出「阿凡達」的劇情，唯一的差別是，電影裡的結局是有希望的。這位部落格主說，「總之，我認為本片是紀念釘子戶抵抗強迫拆遷的成功輓歌」。

中國政府對這類事件引起的民怨似乎漸有感覺，曾在2007年通過一項私人財產保護法。但去年12月上旬，五位北京大學教授聯名公開上書中共人代會，指「城市房屋拆遷行政法」既違憲，也違反財產法。該法2001實施，允許強迫拆遷。

在大陸還算敢言的青年作家韓寒說，「野蠻強拆」是別國觀眾難以想像的事，「在外星球和中國才可能發生」。因此他說，「阿凡達是偉大的電影」，加上3D科技，「我給本片滿分10分」。

人情消费：百姓不能承受之重 (941)

2010年01月20日08:17 来源：人民网

　　所谓人情消费，简单地说就是人与人之间人情往来的费用支出，它具有加深感情和促进交往的功能。每个人都是“社会人”，都要与人交往，亲戚、朋友、同学、同乡、同事……应该说，以礼尚往来为主的人情消费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也是中国人的传统做法。但不知从何时起，这种传统做法却有些变形走样。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谁家有个婚丧嫁娶的红白喜事，亲朋好友买些锅碗瓢盆、枕巾被套、点心鸡蛋等礼物聊表心意；进入90年代，谁家乔迁新居、孩子生日、老人过寿，祝贺的人送上20元、50元足矣。到了21世纪，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可喜可贺的人情事务名目繁多，人情消费水涨船高。于是，礼金的多少成为衡量感情厚薄、关系深浅的标尺。

　　据国家统计局太原调查队调查，2009年1月至 10月，太原市人均以“人情支出”为主的捐赠支出（主要是礼金和红包）达1077.6元，占消费性支出的11.4%，已成为除食品、教育以外的第三大支出。与10年前相比，至少增长了3倍，而同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才一倍多。济南市统计局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仅在山东省商河县，2009年1月至11 月，居民人均人情消费支出达1338元，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2.5%，比2008年同期增长23.8%。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调查，2006年，34.8%的城乡居民表示“人情支出大，难以承受”，紧随家庭收入低、医疗支出大、住房条件差三大问题之后。特别是贫困地区，人情送礼的支出已经占到了年人均收入的40%甚至一半以上，有的家庭到了举债送礼的地步。

　　过度的人情消费成为百姓心中的痛，以致有人发出“人情猛于虎”的感慨！

　　然而，尽管大多数人对请客送礼极为反感，但自身却陷入由被动变主动、再由主动变被动的怪圈而不能自拔。究其原因，除了“面子”问题，还有攀比心理、补偿心理、从众心理等。在这些不良心理的影响下，宴请的规模越来越大，档次越来越高，礼金越来越厚，人情越来越薄，风气越来越歪。正常的人情往来逐渐异化成畸形的人际关系，甚至滋生钱权交易的腐败行为，成为一种社会公害。

　　治理人情消费泛滥的歪风刻不容缓。首先，各级党委政府要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制定相应的制度，采取有力措施，疏堵结合，规范人情消费。其次，无论是党政机关还是农村的党员干部都要身先士卒作表率，自觉遵纪守法，弘扬新风正气，以优良的党风促进政风带好民风。

北京觀察－胡「南巡」政治訊號 頗堪玩味 (782)

2010-02-19／中國時報／王銘義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春節期間，看望在漳州投資的台商，並在郵輪中心向搭乘金廈航線返台的旅客送行，還在初一眺望金門，觀賞金廈煙火匯演。胡錦濤虎年春節「南巡」釋放的政治訊號，確是值得馬政府玩味的政策訊息。

　尤其，胡錦濤對台商說：「凡是對台灣同胞有利的事情，我們都會盡最大努力去辦，並且說到做到」、「我們會充分考慮台灣同胞特別是台灣農民兄弟的利益」。胡錦濤雖是對台商做出承諾，但無疑也是對馬政府的協商保證。

　兩岸目前正開展商簽ＥＣＦＡ的各項工作，是兩岸協商的重要進程，兩岸經貿關係邁向正常化的關鍵起點。這是馬英九總統自競選以來的施政承諾，胡錦濤既已表明「說到做到」，預示著兩岸簽署ＥＣＦＡ將可水到渠成。

　中國領導人的春節行程，向來都是重要政策的指標。胡錦濤虎年看望福建台商，並非即興之作。國台辦與全國人大常委會，最近相繼南下調研，關切焦點，除了台商投資權益，最重要的是對今後兩岸經貿發展做出規劃與布局。

　今年四月是「國共論壇」五周年紀念。對胡錦濤來說，二○○五年國共兩黨舉行「連胡會談」所達成的五項共同願景能否完全實現，不僅攸關「胡錦濤時代」的歷史評價，更將決定今後兩岸關係的政經發展與互動趨向。

　二○○五年是胡錦濤扭轉兩岸走勢的關鍵年代。他曾在中南海內部複雜的權力氛圍中，主導舉行國共論壇，確立兩岸和平發展政策。這項判斷與抉擇，在中共內部並非全無雜音，但胡錦濤基本仍堅持和平發展的政策路線。

　民進黨執政末期，兩岸關係跌宕起伏，大陸政經風暴不斷，尤其拉薩事件、烏魯木齊事件，挑動最敏感的藏獨與疆獨問題，但兩岸開啟和平新局後，讓胡錦濤在處理內部紛爭過程，減緩了台灣問題對其形成的掣肘與壓力。

　「和平是主旋律；發展是硬道理」，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的「鐵律」，顯然還是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處理敏感對台問題的最高指導原則。有別於鄧小平、江澤民者，胡錦濤的政治身段與表現形式，已更趨靈活務實、彈性多元。

“官场生态”是怎样练成的？ (1,326)

2010年02月06日/人民网/刘以宾

近日，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与《人民论坛》杂志社联合做了一次“您如何看待领导干部建立‘小圈子’、结交‘小兄弟’、放纵‘小爱好’”的问卷调查。参与调查者总计达到8209人，其中包括网络问卷，记者采访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和普通群众等等，逾八成受访者认为官员“三小”现象普遍理应警惕。至于如何破除“三小”现象，一种观点是从制度层面上做文章，如规范选人用人制度、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完善干部考评制度等等；另一种观点则是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需从切实破除“三小”开始。

说实话，在如何破除官员“三小”的问题上，笔者更倾向于第一种观点，而支撑笔者观点的，主要是一种“生态”思维。

近些年，“官场生态”一词已不再避讳且经常被使用，官员“三小”现象最有理由被纳入“官场生态”范畴。所谓“生态”，即生物的生活状态，例如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以及不同生物群落之间、生物与非生物自然因素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一句话，各种生物个体以及群落为了生存和繁衍，势必要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性并最终导致了演化。至于“官场生态”，大抵也不外乎此理。可以说，几乎所有官场中人都在不断地、努力地调整着自己的行为方式，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生存与发展，更好地适应环境。而官员“三小”现象，正是官员调整行为方式和适应环境的产物。虽然反过来看“三小”现象的滋生蔓延也会污染官场生态，但它毕竟是“标”而非“本”。至于“本”是什么，仍不外乎调查结论中的第一种观点，即选人用人制度、党风廉政建设、干部考评制度等等。

求生存、求发展无疑是一种“自利”行为。与处在自然生态中的生物个体一样，置身于官场生态中的官员个人，其行为规律只能归结到一点：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将官员作出如此的“人性假设”固然有点犯忌，固然有些残酷乃至令人失望，但也不必大惊小怪，因为笔者同时想到了另外一句熟语，即“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市场经济所遵循的运行法则，可谓最典型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每一位商品生产者其主观动机是为了赚钱以及生存发展，但有一个前提，只有向社会供应的产品是好的乃至最好的，你才能在利及他人、造福社会的客观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主观目的。尽管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也能赚钱甚至获得超额利润，但在一种完善的法治环境、市场规则的约束之下，要么其得逞只是暂时，要么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因此为大多数人所不取。

某种意义讲，官员考虑自身利益不可怕，关键是用怎样的一种机制，引导其必须建立一种理念和行为方式：只有你的工作、你奉献的“产品”是好的乃至最好的，你才有可能“适者生存”；只有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利于造福大众、提高行政效率、维护政府形象的，你的利益、你的个人价值才有可能被实现。

官员的行为宗旨以及最高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其形成和实现，固然离不开加强个人党性修养和自我约束，但更多的更关键的还是一种环境约束和外部强制，或曰“存在决定意识”。例如，政绩考核机制变得科学、完善了，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变得公开透明了，“小圈子”自然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官员手中权力受到严密的监视和约束了，“小兄弟”的利益交换市场同样也会失去存在的意义。至于“小爱好”，在诱发前两者的体制环境被根治之后，几乎就不是一个什么问题了。（刘以宾 原标题：官员的小圈子、小兄弟、小爱好是如何练就的）

高储蓄率背后“潜伏”的是性别危机 (964)

2010年02月23日/红网/韩亚慧

美国媒体日前发表一份报告称，性别比例失衡是中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原因。报告发现，男方家庭的储蓄率不但高于女方，而且同当地性别比例失衡成正比，即失衡越严重，男方储蓄率就越高。结果是，同1990年代相比，中国储蓄率几乎增长一倍，跃居世界第一。（2月20日羊城晚报）

“男女比例失衡的结果是，婚姻市场的竞争压力升高，迫使男方增加储蓄，提高竞争地位。”时代不同了，观念也逼人了。看到这则新闻，首先使我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的名字——《富贵再逼人》。这里是金钱再逼男人。

笔者认为，高储蓄率背后“潜伏”着的是可悲甚至可怕的性别压抑。而且，压抑的是男性。法国哲学家福柯曾说，“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有一种倾向，要把对我们是什么的探讨变为对性的探讨。性，可用来解释一切。”

在笔者周围，有很多女性相亲的第一条件，就是要有房。没有房子，干脆拉到。怎么了，都是怎么了？有本事的，可以去自己挣；或者两个人一起努力。为什么非要向男方要呢？笔者认为，这样的婚姻，本质上就是一个变相的“人肉”交易，金钱交易。当金钱当道，当钱是一切，当谈爱的条件是“钱”。那么“爱”，在这个世界上，或者在我们心里，还有何存在的价值。爱在婚姻的道路上渐离渐远，而我们却还欢欣鼓舞的以为是胜者。也许，会有人不屑地说，“别跟我谈爱，太伤钱了”。当今这个时代，这个房价，这个工作，这个薪酬……更加离谱地将人推到与人之本性相离的轨道上去了。

正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当然，笔者也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毕竟，本人为 “女流之辈”，不能深刻体会“男流之辈”奋力拼搏之坎坷艰辛。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性文明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高储蓄率”，只是一个外壳，里面充斥的是男性们在婚姻面前满满的不安、压抑，以及不自信。随着社会观念的不断“进化”，男性肩负的“责任”越来越重，“压力”自然也越来越大。储蓄量越大，就越证明其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这是性别之间的战争，男性与女性的战争。而且，女性已经宣战：没有房，没有钱，一切免谈。数量可观的男性已经专心致志地投入应战。毕竟，“裸婚”这只螃蟹，在还没几个人能证明它的可行性和可靠性当下，相信大部分男性都会选择“安分守己”的。

最后的最后，只有三种结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第三种，握手言欢，适当降低我国高储蓄率。毕竟，因为这个给经济发展造成一些假象，总归不好。（韩亚慧 原题：高储蓄率背后“潜伏”的是性别压抑）

“金牌体育”下的生存之道 (1,243)

2010年02月25日/长江日报/李琼

正在进行中的温哥华冬奥会上，中国代表团有两条赛后的感言很受关注。

一是19岁的周洋在为中国代表团夺得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金牌后的“大实话”感言感动了许多人。在镜头面前，周洋直白地表达自己对于金牌的想法，“这枚金牌可以让我爸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另一则是中国女子冰壶在爆冷败给俄罗斯队后，令中国队加拿大籍主教练丹尼尔感到愤怒和不理解的不仅仅是比赛成绩，更多的是中国姑娘在比赛中缺少应有的激情，“她们把从事冰壶运动当成一项工作，只想着拿金牌，她们并不热爱这项运动，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一个是中国小将把中国在冬奥会上的金牌数拉到了新高，一个是原本强大的中国队输给了弱旅，除了均有中国运动员参赛以外，这两场比赛的结果截然不同，比赛本身也看似毫不相干。但如果我们仔细读一读这两则比赛后的感言就不难看出，无论胜负，金牌对于中国运动员的意义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超出了体育竞技本身。

很多人都说周洋的夺金感言是出自肺腑，从新闻来看感觉不假。周洋在夺冠以后，已经有媒体报道周洋各类奖金保守估计至少200万，但在去温哥华之前，她每个月的工资只有500块。很明显，对于一个出身在父母有残疾的家庭，父母以卖雪糕供其滑冰的女孩子来说，以这样的工资不仅无法保证正常的生活，更遑论让她的家庭走出困境。我们每个人都不难想象，从500块到200万，在这种极其悬殊的差距面前，想让运动员进入体育的“自由王国”该是多么困难。

再看看中国女子冰壶队。这是一支世锦赛冠军的队伍，但在外籍教练的眼里，夺金依然压倒了一切。在这个“摸过冰壶的人比大熊猫还少”的国家，我想，这位外籍教练的“不理解”，与其说是不理解他的队员为什么只把冰壶运动当成了一项工作，不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会要开，不如说他不理解体育的举国体制，不理解这一体制之下金牌的意义和运动员最有效的生存之道。

当然有人会说，只要是运动员，想夺金牌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对于举国体制之下的中国运动员来说，夺得金牌与没有夺得金牌，尤其是能不能夺取奥运会上的金牌，绝对在各个方面都会是两重天地。在要靠金牌数来博取体育强国位置思维方式下，一切瞄准金牌的强大奖励机制就是必然。夺得了金牌巨额奖金扑面而来，而夺不到金牌，你甚至无法达到很多地方的最低工资标准，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因此，与其说她们在从事的是体育运动事业，不如说是在从事夺取金牌的事业。对于生活在月工资500元水平线上的运动员来说，除了夺取金牌这“华山一条路”，至少在他的运动生涯中，几乎已经失去了任何依靠自身脱离困境的机会。

夺取金牌，不仅意味着彻底改变极其低廉的收入，甚至能够改变一个国家对于一个体育项目的关注和重视。在中国，这种关注和重视，也不仅是这样的体育项目将会拥有更多的观众和参与者，吸引更多媒体的视线，更意味着更大的话语权，更多的拨款，更好的训练条件等“外部环境”，因为它挤进了“出成绩”的项目队伍，成为了下一次奥运会的“夺金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当下的体育体制下，无论什么比赛项目，无论是哪一个运动员，其实都是在同一条跑道上，奔同一个目标去的。

“雷人标语”背后是对公权的焦虑 (959)

2010年02月09日/新京报/沈彬

　　“重金收购抢劫抢夺犯”等，固然表达了政府严厉打击犯罪和鼓励见义勇为的信息，但它已经超越所要表达的信息，引起公众的不适感。

近日，张家界市永定区一办事处在某政府机关大楼前悬挂标语：“重金收购抢劫抢夺犯，每个3000元!入室盗窃犯，每个2000元，限本地区捕获，货到
立即付款!”这幅“雷人”标语引发了各方的争议。（2月8日《潇湘晨报》）

当地办事处回应称：标语的初衷是为鼓励见义勇为，在区里奖励的基础上，办事处又增加奖励3000元和1000元奖金，“前段时间有人抓获两个抢劫犯，都兑现了，所以就挂出这个标语了”。从标语内容看，除了语气有些轻佻之外，内容尚符合刑法、刑事诉讼法，但为什么还是会产生“雷人”的效果呢？

回顾一下近年来网络流传的“雷人”标语，就会发现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标语上。政府的“雷人”标语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歧义、语病、错别字的标语，诸如 “垃圾分类，从你我他做起”、“领导小姐办公室”。另一类标语，则严重暴露个别地方政府机关的作风粗暴、对私权的轻视，甚至法治意识薄弱，比如“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越级上访是违法行为”、“飞车抢劫立即枪毙”……而这一类“雷人”标语被广泛传播的背后，是公众对公权侵害的深深焦虑，这也是很多 “雷人”标语得以广泛传播的社会心理基础。

所谓“雷人”，就是不正常，超出了公众对政府部门行为的认同底线。“重金收购抢劫抢夺犯”等，固然表达了政府严厉打击犯罪和鼓励见义勇为的信息，但它已经超越所要表达的信息，引起公众的不适感。有律师认为，对罪犯用“收购”等字眼不是文明法治的表现。其实，标语不是对歹徒的“不文明”，而是对于法治的“不文明”，缺乏政府行为应有的自敬。换言之，写出“收购罪犯”标语，很难与法治、严谨的政府形象相匹配，相反会引发公众对于公权可能的不法伤害的焦虑。

威尔伯·施拉姆在其名著《传播学》中曾指出，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参加传播的人都是接受所谓“传播契约”约束的：消息发布者希望受众正确领会其中内容，而受众要求信息的表达应该是真实的，且符合身份定位的要求，这就形成一种互动的社会契约关系。而张家界的这幅“收购罪犯”的标语，表面上内容合法，只是口气轻佻，但违背政府信息发布所应遵守的规范，表现出一种对法治的不尊重，直接引发了公众对公权可能僭越的焦虑，这才是此类政府“雷人”标语屡屡引发热议的关键所在。

建个“贪官博物馆”又何妨 (754)

2010年03月29日 来源：扬子晚报／苑广阔

　四川省政协常委、著名收藏家樊建川表示，筹建贪官博物馆需评选百年百名贪官，欢迎网友推荐、提名（3月28日《信息时报》）。

　“贪官”在当下是个引人注目的字眼，而专门收集贪官“其人其事”的“贪官博物馆”，显然很能吸引公众眼球。但是面对四川政协常委、著名收藏家樊建川的这一计划，很多论者
都表达了反对的声音，认为这样的博物馆根本不利于反腐，只是个反腐败的噱头而已。

　客观地说，想靠一个“贪官博物馆”来反腐败，确实只是一厢情愿，就像很多地方的纪委、检察部门推出的反腐台历，组织的“监狱一日游”一样，对反腐倡廉确实无法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和作用。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一个“贪官博物馆”，是否就意味着建设“贪官博物馆”是多余的呢？

　其实，反腐败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从根本上说需要法律的完善，制度的建设以及法律制度的坚定落实。但是同时，它也需要一种社会风气的形成，需要一个反腐倡廉的社会大环境。就像我们总在提倡的群众监督一样，不就是在营造一种反腐倡廉的社会大环境吗？那么，有人要建设一座同样旨在展示腐败之丑，弘扬正气之风的“贪官博物馆”，又有何不可呢？

　反倒是那些“贪官博物馆”的反对者显得太过急功近利了，总觉得博物馆不会自己去抓贪官，不会让现有官员参观以后就变得清廉无比，所以就觉得没有必要。其实那正好说明了我们对“贪官博物馆”的期望太高了，以至于让它不堪重负。作为一座私人投资不用国家财政经费花钱的民间博物馆，只要它起到了弘扬清正廉洁精神，鞭策贪污腐败现象的作用就已经足够了，我们不应该对一座博物馆提出更高要求。

　换句话说，建设这么一座以警示官员、威慑贪官、倡导清廉、弘扬正气为主要目的的“贪官博物馆”，至少是有益而无害的。即使它最后只是成为一个供游客参观游览的景点，也可以让参观的人们感受到人人痛恨腐败，期待清廉的社会现实。（苑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