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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5/18 07:08:24 瀏覽11614｜回應8｜推薦5 | |
| 混淆的問題．遺忘的主義 新潮流系．台灣新社會智庫副總幹事梁文傑先生於中國時報刊登的〈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簡稱「梁文」），借用胡適在距今整整九十年前所寫的文字，批駁羅文嘉新提的路線問題。作為政治評論，梁文顯然混淆了許多問題，實感有澄清的必要。 民 進黨是否「向財團傾斜」，梁文以民進黨的「人」與財團的關聯，取代、迴避了階級路線和政策主張的問題。然而，如何評判政黨與社會階級的關係，始終是以黨的 路線政策有利哪個階級、哪些社會群體為關鍵，而非從「人」的角度來評價。工黨之所以是工人或左翼政黨，不在於它的成員和支持基礎以工人階級為主，更不會僅 因它保有「工」的名義、工人黨員佔多數和與工會的長期關係，就永保左翼色彩。納粹崛起時，既有社會主義和工人黨之名，又有失業者高度支持，卻改變不了其極 右本質。 至於民進黨負債與否、有多少來自財團的政治獻金，更是與此問題渺不相涉。一個奴才曲意奉承、百般獻媚，卻仍得不到主子的歡心，或是 被主子指使利用完後，鳥盡弓藏、任意拋棄，都無改他依舊是奴才的事實。民進黨或其黨內派系政治立場的唯一檢驗標準，就是他們的政治實踐。民進黨是反對運動 的聯合體，黨綱中左右混雜，至於其政策路線究竟傾向誰，已經過多年的檢驗，民眾自有雪亮眼睛，其實無需多所討論。 至於梁文所言，民進黨因為在兩岸經貿上「左」的立場，和「都會區專業經理人、技術勞工和白領勞工」的需求差距太大，所以失去信任。這樣的判斷，不但和群眾真實感受有絕大出入，也完全歪曲了民進黨的相關政策立場。 台 北主流論述每每指責民進黨「鎖國」，其實是千古奇冤。陳水扁執政後，調整「戒急用忍」政策，開啟金馬小三通，放寬對中投資限制，兩岸經貿往來大幅提升等。 從1999年到2007年，政府核准對中投資金額從12.5億美元，上升到99.7億。對中貿易依存度，則從10.14%上升到22%。對外投資中，對中 國投資的比重從27.7%開始攀升，2005年達到71.1%的高峰。 民進黨其實從未真正鎖國，更與「左派」無關。該黨一面運用民族主義鞏 固支持群眾，進行政治動員，另一面執行以自由化、私有化、公共服務商品化、勞動彈性化為內涵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為了讓民族主義的操作更有效果，該黨從不忘 利用都市白領、藍領勞工和農民對於兩岸經貿一體化中可能喪失其部份利益的焦慮，進行「反中」宣傳。這種一面結合激進民族主義和中下階級訴求，一面在實際上 推動右翼財經政策的政黨其實屢見不鮮，近年來不斷掀起泰國政治波瀾的塔克辛就是一例。 至於梁文所說，傳統左右之分已經失效，應該多研究複雜 的具體問題。我不知道今天台灣政界學界中誰是所謂「傳統左派」，也少見有人只會端出馬列「主義」，以為這樣就可以解決種種「問題」。馬克思也好，列寧也 罷，他們當然無法給台灣環境、運輸和國土規劃政策提供答案，但是幾十年來，不同左翼源流的學者和運動者，對於梁文談到的課題，都有豐富的探討，值得借鏡。 九 十年前的問題與主義論爭，其實不太成熟，胡適也說過他絕非不重視學理和主義，只是不喜濫用與空疏。李大釗曾在論戰中說，問題與主義是交相為用、並行不悖 的。他更提醒，在群眾運動的時代，主義多半帶些招牌的性質，也就難免有假冒的危險，這似乎才是民進黨路線討論中最需擔心的課題。 |
紅衫軍圍城後，民進黨似乎逐步從「政治團體」走上朝「宗教團體」轉型之路。黨內任何比較不同的聲音，諸如兩岸務實交流及反省民主價值的言論，皆被視為「異端邪說」，往往必除之而後快。
此一「宗教化」的趨勢，並未因民進黨下野而有所改變；卻隨陳水扁的司法爭議及兩岸關係的日益正常化，更形強化。可惜，與民進黨事與願違的是，當民進黨越宗教化，越執著「顧主權、保台灣」，台灣可能被賣得越快。
上週四起，國台辦在廈門舉行的「海峽論壇」，和民進黨五一七遊行約略同步開始熱身。無論是為兩岸經濟正常化搭起互動平臺的福建「海西經濟區」，或國台辦宣布的「八大新利多」，乃至賈慶林公開歡迎民進黨黨員「多來大陸參訪交流」，都凸顯出中共不願隨民進黨起舞的戰略選擇。
馬政府在五一七的回應上，更是出乎民進黨意料的謙卑、低調。以致，民進黨基本教義的利刃，幾乎無法在中共和國民黨身上「砍出」任何血跡。當民進黨越強調中共的「黑心」和國民黨的「賣台」，自己卻越找不到戰略上的施力點，反而加速把中間選民排擠在外。
的確，中國的統戰意圖十分明白；但台灣的對策，也不能只是一味說不。六成多的民眾和民進黨一樣，也憂心過度交流可能損害台灣主權；但民進黨滿口陳舊教條， 除上街頭抗議、圍抱取暖外，無法提供民眾其他選項。民進黨的二十七席立委，亦無法就馬政府的施政作為一針見血地指出要害。結果，台灣的命運反而越是由國民 黨和共產黨擺佈。
民進黨越宗教化，越無法獲得一般大眾的支持；台灣政黨政治越失衡，政治監督越薄弱，離民進黨不願看到的統一反而越近，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