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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6日 星期一

“招富济贫”不可行

“招富济贫”不可行
日期:2009-03-26 作者:江曾培 来源:文汇报


■江曾培

前不久,基于“实现教育公平”,有人提出了一个“招富济贫”的建议。所谓“招富”,就是说名牌大学对富人子女的入学,差一点分也可以收,只要富人出高额费用即可。收来的钱,用来帮助穷人的孩子上大学,这就是所谓“济贫”。

教育公平能这样实现吗?否!它只会使教育公平再添新痛。

在青少年的入学上,最大的教育公平是要机会均等。如今,被人们广泛诟病的中小学“择校费”,就是用钱来买分数,破坏了机会均等。倘若大学再明确可以用钱“买分数”,就把“买分数”合法化,这就进一步践踏了教育公平。

教育属公共资源,应当让所有的孩子公平享受。目前的大学学费,已经使穷人的孩子难于跨入大学之门,以至如今大学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10-20%,倘若再可以用钱“买分数”,更多地挤占本来就狭小的入学空间,那么,穷人的孩子就更会被挤出招生名额的圈子了。

学校收了富人多交的钱,不是可以用来帮助穷人的孩子上大学吗?这是不现实的。穷人的孩子要上得起学,最根本的是有赖国家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凸现教育的公益性质。自然,作为辅助手段,也可以接受富人的慈善捐助。但真正的慈善应是无欲无求的。以收分数不够的富人子弟入学为条件,来帮助穷人的孩子入学,看似“招富济贫”,实际上是挤压了穷人孩子入学的机会,加剧了教育的不公。

时下,这种所谓“招富济贫”实际是“媚富损贫”的现象,在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比如,一些医院为了增加收入,纷纷开设VIP病房,硬件可比五星级酒店,医院专家对VIP病房的患者实行随叫随到服务,而一般患者却因医疗资源被挤占,更增添了看病难。公立医院是公共机构,是救病扶伤的地方,有别于高级酒店,怎么能如此礼拜赵公元帅,以财富多寡“看菜吃饭”呢?医疗公平由此进一步陷落。

更有甚者,在陕西省府谷县,纳税1000万元到2000万元以上的,就可以“经组织考察”,出任县长助理。如此,有多位煤老板戴上了官帽,成了“县官”。古话说:“学而优则仕”。实际上,古来还有一条:“富而优则仕”。卖官鬻爵的事,代代都有。想不到这一封建传统,今天在府谷这样的地方,仍然有滋有味地活着。“钱能通神”,钱能买官,这还能为政治公平留下位置吗?

公平正义,是健康社会的重要价值与基本特征,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我们在处理各种问题时,都要注意把社会公平这碗水端平,不能嫌贫爱富,不能媚富损贫,不能“富而优则仕”,不能“富而优则学”,不能富而优就有享受各种公共资源的特权。

全球共同治理,而不是贸易保护

全球共同治理,而不是贸易保护

日期:2009-02-09 作者:金芳 来源:文汇报


⊙金芳

2 月1日,以“重建危机后的世界”为主题的冬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充斥着悲观论调的气氛中闭幕。全球金融市场在次贷危机不断蔓延和扩散下的大萧条自不必说,暗流涌动的贸易保护主义更成为令人担忧的又一个潜在威胁,经历了势如破竹发展后的全球化已走到尽头了吗?世界应退回到国家主义的封闭时代吗?

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或许前30年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正趋于终结,前30年由私人部门利益和市场力量驱动的全球化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全球化并未走到终点。伴随着世界发展的重心和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向新崛起发展中大国的转移,世界正将迎来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共同治理的新全球化时代。

事实上,近年来以发达国家为首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确有所抬头,2005年,欧盟发起的贸易摩擦占全世界贸易摩擦涉案金额的37%,美国利用“337调查”等知识产权手段发起的贸易制裁的势头也日益增强。大宗产品、传统产品和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日益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焦点,在贸易自由化中发展较快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如中国,更成为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攻击对象。

次贷危机向纵深发展后,在全球经济减速环境下,随着各国失业率提高,贸易保护势头更有扩散升温之势。受WTO框架约束,在无法高筑关税壁垒的今天,反倾销、反补贴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机制,食品安全、能耗、碳排放等环保标准、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制约产品出口的重大障碍。诸如农药在食品中的残留量、陶瓷产品含铅量、皮革PCP残留量、烟草中有机氯含量、汽油含铅量、机电产品、玩具的安全性、汽车排放标准、保护臭氧层的受控物质、包装物的可回收性指标、纺织品染料指标等,均成为制约发展中国家贸易出口持续扩大的障碍。

更为严重的是,当下贸易保护主义有向金融保护、产业保护和投资保护进一步渗透的迹象。如奥巴马政府力推并已获美国众议院通过的819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中,就明文规定基础建设工程限用美国钢。消息称,参议院讨论的文本内容更为极端,要求所有经济刺激计划项目必须使用美国制造的设备和商品,甚至有参议员打算再加入一项“雇美国人”的条款。此外,法国创设了旨在保护和补贴国内企业的专门基金。

历史昭示我们,保护主义不是拯救一国经济的有效手段,却可能助推世界经济的衰退大潮。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美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震中,为了保护国内工业不受大量进口商品的冲击,1930年6月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以高关税保护美国产业,直接造成英国、法国和德国等的纷纷跟进,高关税壁垒、更严格的进口限额、结算协定、货币管制条例等保护主义措施层出不穷,令世界国际贸易额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急跌至1931年的397亿美元、 1932年的269亿美元和1933年的242亿美元,加剧并恶化了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并引发了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和走向战争。

贸易自由化是起自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与先导。贸易自由化不仅体现为国际贸易壁垒的不断瓦解和世界市场的日益统一,而且体现为世界贸易组织及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并成为解决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的重要机制。如今,尽管各国难筑高关税壁垒,但形形色色的非关税壁垒却仍危害重重,会引发更多国际贸易争端、报复性反应甚至是保护主义竞赛,从而严重挑战以WTO为标志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有效运转。而贸易保护向金融保护、产业保护和投资保护的演化更会挫伤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度基础。

危机当前,世界需要全球协同以消除自我捍卫式的保护主义回潮,这种协同必须基于开放的理念之上,面对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各国各产业厂商投资不振的危情,需要借助相互开放而不是以邻为壑,有效刺激潜在需求,有效开拓潜在市场共克危机。其实,从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协调前所未有的密切和升级中,就可以看出,共同应对风险,而非逆全球化,才是可能的出路。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不仅各自深度介入救市,而且加强了合作协调。如危机初期,为缓解各地货币市场资金需求,美联储分别与欧洲央行、瑞士央行合作建立200亿美元和4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机制,平抑离岸市场的美元拆借利率。危机高潮期,为缓解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可能导致的全球市场流动性紧缺,美联储不仅联手欧洲、日本、加拿大、英国和瑞士五大央行向货币市场注资2470亿美元,还主持召集来自全球的十大银行共同推出700亿美元的救急基金,使国际协调从政府层面拓展至企业层面,避免了全面的崩溃。2008年11月14日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峰会进一步显示了“集体行动、全球领导”,应对由次贷引发的全球性危机的积极信号。

在相互依存的时代,世界更需要全球协同以走出危机,这种协同必须基于共治的理念之上。这将是一轮修复内在结构性失衡的全球化,其治理结构和推进方式有待重大突破。一方面,相对于快速推进的、以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为显著标志的功能性全球化而言,制度性全球化的建设亟待跟上,多哈回合谈判仍应继续,金融和生产的多边规制更应建立;另一方面,相对于全球经济主体多元化,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崛起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发展格局,现行多边体系中的非多元化倾向需要得到纠正。G20为创立全球治理新模式提供了有效的尝试,这不仅是因为20国的国内经济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约90%,国际贸易总量占世界贸易总量的约 80%,G20比起G7更符合修复遭到重击的全球经济的要求和代表性,更因为在G20平台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更有望成为全球治理结构中的平等的主体、而不只是被动的参与者。在共同治理的理念下,全球经济协调的形式和内容都应有所创新,既有常规性机构协调,还应有突发性事件协调;就协调层面而言,既有高层协商、区域组织内部协调,也有更广范围的多边组织成员间的协调;就协调内容而言,更需要从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向投资政策和商业政策众多领域延伸,充分体现多元主体的差别性特征和发展利益。惟其如此,全球化才能从低潮中突围,全球经济的再度繁荣才将是可期的。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假秀才与真白丁

假秀才与真白丁
日期:2009-04-01 作者:乐朋 来源:文汇报


■乐朋

1940 年夏天,教育家陶行知的儿子陶晓光要去成都一家无线电修造厂就业,需要学历证明书,即文凭;陶晓光上过学,却没有正规的学历文凭,就瞒着父亲,让育才学校副校长马侣贤开具证明,称自己是晓庄师范的毕业生。在重庆的陶行知知道后,立即拍电报去成都将假证明索回,并开了一张真实的证明寄去。同时,他还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宁可丢工作,也不可用假证明、假学历蒙人;并送儿子七字真言:“追求真理做真人”。这句话,后来成了陶晓光行事处世的座右铭。

按说陶晓光也不是“真白丁”,读过书,对无线电又很喜欢钻研,而且厂方已经接纳他。假证明的问题,马马虎虎,也就过去了,何必那么较真。但是,陶行知决不放过,认真得近于苛刻,收回假证明不说,还教训儿子一番。儿子的工作、前程,在陶行知眼里,都不如做人的真诚重要。“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这句斩钉截铁的话语,凸现的是人格的高尚,是与一切假冒伪劣势不两立的人性美。

时间过去了将近七十年,白丁已寥寥无几,秀才则遍于寰中,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以至教授、博导、院士,都是一抓一大把。但是,假文凭、水学历,形形色色的“假秀才”,却多得不知凡几。在假冒伪劣充斥尘世的现今,我要问:还有没有像陶行知那样眼睛里揉不得半点假的校长?还有没有像陶行知那样宁可牺牲儿子前程也要坚守真诚的家长?

当学历、文凭、职称种种都做了功利“敲门砖”的时候,陶行知式的“真人”,怕是难于立足了。于是,我想起南京晓庄陶行知墓门两侧镌刻的文字:“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千古遗教,垂范万世。

“利己”与“利他”

“利己”与“利他”
日期:2009-04-06 作者:柳延延 来源:文汇报


■柳延延

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这话是美国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说的,而他说的这两本书都是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著。可长期以来,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只看到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视经济人的谋利心理和行为,强调“自利”是深藏人性中的创造性动因,却相对忽略了其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重视的社会人的伦理、心理、法律和道德情操,从而曲解、误读了斯密的学说(他的墓碑上镌刻着的碑铭是:《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长眠于此)。相比之下,他在任教时期写下的《道德情操论》就显得微不足道。在我们目睹了全球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金钱欲的丑陋和种种罪恶之后,再读《道德情操论》,觉得斯密说的话是那么中肯,他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到社会稳定。温家宝总理前不久在伦敦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主编的专访中就提到了这段话。

看看21世纪是怎么开幕的,看看这短短的九年中世界都在发生些什么,就会觉得斯密的告诫是多么重要。不管我们的想象力多么丰富,也不会想到,21世纪惊动全人类的重大事件,竟然是以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标志性建筑遭受恐怖袭击作为开端。这无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提示,告诉人们世界已今非昔比。阿富汗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索马里海盗……现在又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历史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世界正在发生着某种深刻变化。它似乎在向人们昭示,一个“不对等冲突时代”、一个贫富差距加速拉大的时代,从而一个不稳定时代的到来。显然我们还没能理解这个变化的走向。从美国和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反应来看,他们仍然在继续实施一种旨在迫使人们接受有利于美国等富国利益的国际秩序的所谓“赢者通吃” 的战略,而这正是促使极端的恐怖组织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土壤。最近,美国准备抛出巨额美元拯救美国经济,可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警告说:这个救市计划让民众充满警惕,他们似乎预感到,国库中的大笔钱会落入少数人的腰包,而且数量之大前所未有。他认为,富人应与较贫穷的阶层“分享”自己的财富,非此,这场金融危机将引发美国社会动荡。似乎斯密早就预感到这一切,在18世纪60年代斯密曾就“通吃”的后果发出警告:“穷人会用公开的暴力手段使富人的财产减少到与自己相当”。最近,我耳边总会响起斯密先生的这段话。

正是基于这种认知,斯密特别关注人类活动中的道德因素。《道德情操论》不仅是斯密出版的第一本重要著作,也是他在逝世前的最后几年里竭尽全力进行修订的一本书,他在身患重病、知道自己已时日无多的情况下,对这本书进行了最后一次修订,这说明了伦理学在斯密心目中的地位。在斯密那里对道德真理的探讨如此执著、贯穿始终。他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出发,讨论了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一系列概念,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秘密。斯密反对神学家用宗教来说明道德的根源,而是把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同情的情感作为阐释道德的基础。他用同情的原理来解释人类正义感和其他一切道德情感的根源,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以及各种美德的特征。这种道德情操植根于人的心灵深处,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他说:“仁爱、仁慈、天伦之情、友情、尊敬等发自内心的感情倾向,有助于人群之间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