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小遠：文化大師和文化婊子

姚小遠：文化大師和文化婊子

【大紀元9月18日訊】「黃鐘毀棄，瓦釜轟鳴」是我們這個年代的特徵，在這樣一個文化混亂、沒有大師的年代，橫空出世一個大師是多少有些滑稽和荒謬的事情。

在瞎子的王國裡，獨眼龍是一定可以做國王的。在視力完好的國家，如果獨眼龍跳出來要做國王或者被封為國王，那是一定要出醜丟臉的。余秋雨成為文化大師，本來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是，在我們這樣一個年代，余秋雨成不了文化大師，倒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坊間曾經流傳的關於婊子們手袋裡要放余秋雨《文化苦旅》的版本故事，就是對文化大師余秋雨最好的犒賞。好女孩上天堂，壞女孩走四方。上海灘的高級婊子們穿的用的都是大品牌，而且往往還能引領時尚，從這個角度來看，余秋雨作為上海版本的文化大師，是絕對恰如其分的。想像著《文化苦旅》在保險套、衛生巾、口紅眼影睫毛膏、印度神油和西班牙蒼蠅間如魚得水的從容不迫，那種感覺真是妙不可言啊！

人說培養一個貴族要三代人的時間和努力，而誕生一個文化大師卻絕對比培養貴族要難許多。所謂大師，既要有深厚的學養、真知灼見、遠見卓識，經得住推敲，又要有擔當和社會責任，成為一個國家、民族和年代的良知。文化大師，絕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以中國二千餘年曆史計，能夠稱得起大師的，可謂了了。倒是西安八仙庵算命的道士姑子，妄做大師的很多，但那種大師跟爛鞋底子一樣，可以提溜出一串兒，想來余秋雨不在八仙庵的姑子道士之列。說到學養深厚，真知灼見、遠見卓識和經得住推敲，余秋雨也肯定不能位列其中。至於有擔當和社會責任，那簡直是苛求余秋雨。如果余秋雨這廝能夠成為我們這個國家、民族和年代的良知，那我們的良心簡直是大大地壞了，不被狗啃，也是要遭報應的。稍微瞭解余秋雨履歷的人都知道，余秋雨如果是一個有良知的人，那母豬一定都可以進化到上樹去操大猩猩的屁股了。

說到文化大師，除了上述要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要有文化傳承和形成大師的社會現實土壤。把國學大師王國維等放在新中國的環境裡成長下來，能做一個好的大學老師已經不錯，做國學大師簡直就是奢望。在一個被摧毀文化傳承的廢墟上，建設高樓已經是不容易的事情，還要聳起一座豐碑，簡直是癡心妄想。我們這個普遍浮躁的物質主義年代簡直是一塊鹽鹼地，治學都已經成了做生意，在這樣的土壤上收穫大師，那簡直是在一個陽痿患者的雞巴上去尋找雄起的力量。

退一萬步，即使為了某種需要豎立一個大師來，堂堂中國找起比余秋雨更具大師氣質和范兒的人也是大把。將余秋雨當作文化大師，那些古往今來的文化婊子們就都可以粉墨登場，要我們給他們來立貞潔牌坊了！(http://www.dajiyuan.com)

曹長青：美國新總統的台灣盲點

曹長青：美國新總統的台灣盲點


【大紀元11月25日訊】美國要改朝換代，民主黨的奧巴馬取代共和黨的布什主掌白宮。下屆美國政府的台海政策是甚麼走向，奧巴馬的中國政策和布什有何不同？不僅西方專家在分析，台海兩岸的學者，也開始關注。因它不僅對台海，對整個亞太安全，都舉足輕重。
但專家們想找出奧巴馬的台海政策到底是甚麼，比較困難，因為奧巴馬和以前的總統不同，他從政時間太短，在選上總統之前，只當過四年的聯邦參議員，更無出任外交職務，也沒有做過外交事務研究，專家們可以找到的依據很少。
目前有限的資料是，奧巴馬競選網站刊出的亞洲政策論述，奧巴馬去年七月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發過的那篇題為〈重振美國領導地位〉（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的文章（其中五次提到中國，沒有提到台灣），該文明顯是他2004年參選聯邦參議員時發表的那篇政策文獻，只不過篇幅更長（五千多字），更詳細了一些。

●新總統是「克林頓第二」？

另外，在大選前，北京的「中美商會」曾寫信給奧巴馬和麥凱恩，要他們各自闡述一下對華政策。奧巴馬寫了兩頁紙，麥凱恩寫了一頁（刊在該商會《中國動態》上），但這些回答基本是泛泛簡談。在大選激烈拚殺之際，他們哪有時間坐下來詳細寫甚麼台海政策，兩頁紙的所謂「闡述」，完全可能是他們的亞洲智囊們代答的。
但從上述這些有限文字也可以看出，奧巴馬對台海事務相當生疏，他在《外交事務》上的國際問題論述，也沒有多少新意，基本是過去民主黨的常規性主張，強調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國際爭端，強調合作、共識，不可單邊主義。但離譜的是，奧巴馬在回顧過去百年美國歷史，強調對美國和國際安全的貢獻時，只是提到三個民主黨籍總統（二戰時的羅斯福，韓戰時的杜魯門，還有古巴飛彈危機時的肯尼迪），居然隻字沒有提到領導自由世界對抗共產蘇聯，打贏了冷戰的共和黨籍總統里根，也沒有提到更近的領導三十多國聯軍，打敗了薩達姆，解放了科威特的老布什總統。這種黨派化的解讀歷史，顯示奧巴馬對國際事務缺乏深入認知，更有相當的主觀偏見。而且該文還提出，要在今年3月31日之前，把美國的全部戰鬥部隊從伊拉克撤出，這更是對伊拉克以及美國在中東戰略利益的不負責任（後來看到民意不支持，奧巴馬又改口說，將來再制訂撤軍時間表，不再提3月底或幾月全部撤軍了）。

●拜登的糊塗登峰造極

奧巴馬無論在這些文章，還是競選電視辯論等，都沒有提到台灣這兩個字，只有在其競選網頁上的亞洲政策論述，提到台灣安全，也只是一筆帶過。但在論述對中國政策時，奧巴馬的基調很清楚，主軸是要和北京建立友好關係，強調的是合作，既沒有布什剛上台時提出的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更沒有要警惕制約中共軍事崛起（威脅台灣）的戰略考慮。雖有人擔心，奧巴馬可能傾向貿易保護主義，因他提出要通過稅收槓桿制約企業，把商機留在美國，並由此可能和中國就貿易失衡、知識產權等問題產生摩擦。但由於奧巴馬的中國政策主軸是發展更好的關係，在此大原則下，即使有摩擦，也不會升級到哪裏去；奧巴馬的中國政策，很可能比當年到中國、在獨裁者土地對民主台灣說「三不」的克林頓更親北京。
從選擇參院外委會主席、所謂「外交老將」拜登做副手，也可看出奧巴馬自認外交是弱項。美國目前房貸金融風暴纏身，經濟等內政更是新任總統需馬上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因此奧巴馬上任初期，美國的外交很可能由拜登主導。而拜登的外交思路，不僅跟克林頓大同小異，更對邪惡有浪漫情懷。例如，在上屆美國總統大選時，拜登是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凱瑞的主要外交顧問，但當時寫入民主黨黨綱的台海政策，竟然說香港的「一國兩制」是解決台海問題的最好模式。真是愚蠢至極。任何對台海政治有點基本常識的人，都不會同意把台灣變成香港第二，但拜登就能糊塗到如此登峰造極。
另外從奧巴馬啟用的三位主要外交顧問，也可看出美國新政府的對外政策，尤其是台海政策，基本還是走過去民主黨政府的老路。因這些顧問，都是前民主黨政府官員，例如有卡特總統時的國家安全顧問布裡辛斯基，克林頓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雷克，以及克林頓時的國安會中國事務官員貝德（Jeffrey Bader）。後來在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擔任「中國中心」主任的貝德，自大選以來，一直擔任奧巴馬的首席亞太政策顧問。貝德會講中文，對台海事務非常熟悉。

●奧巴馬，馬英九，路遙知馬力

貝德和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Douglas Paal）在今年九月號的《遠東經濟評論》上合寫了一篇評論台灣安全的文章，題目是「台灣應汲取格魯吉亞的教訓」（Georgia』s Lessons for Taiwan）。文章從俄國軍隊入侵格魯吉亞事件，強調台灣不要踩共產黨的「紅線」，不要惹惱中共。文中提出的六條建言，沒有一條提及台灣在國際上被中共打壓，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的尊嚴和選擇權利等根本性的問題，幾乎仍是基辛格式的不顧原則、道義的政治算計；甚至還提醒美國政府，要在對台軍事承諾上持謹慎態度。也就是說，不要給台灣更多、更堅定的軍事保護承諾，以不刺激北京。
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中共特使陳雲林來台灣，奧巴馬陣營對此表態說，支持和北京接觸的政策。雖然沒明說支持國共合作，但基本是這個意思。奧巴馬的首席亞太政策顧問貝德，最近多次接受電視媒體採訪，都誇獎中國有進步，北京奧運會多麼成功等等。在北京奧運開幕之前四天，貝德還發表文章，警告美國兩黨總統候選人，在這個時候千萬不要批評北京。對於中共政權在奧運前窮兇極惡地鎮壓異議聲音，並用「清場」方式，把很多自由派知識份子趕出北京，這位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就視而不見，並呼籲美國要「噤聲」，以不觸怒中共這個惡霸。
如果這樣一位所謂「中國通」進入奧巴馬政府的國務院，主導台海政策，再加上那位要用一國兩制模式解決台海問題的拜登主導美國外交，可想而知，奧巴馬的台灣「盲點」會有多大。奧巴馬，加上說任內要和中共簽《和平協議》的馬英九，這兩個「馬」，如果都這麼相信共產黨，那真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台灣的前途無法不令人擔憂。
──原載台灣《看》雙月刊2008年11月第25期

曹長青：哈馬斯和亨廷頓的文明衝突

曹長青：哈馬斯和亨廷頓的文明衝突

【大紀元1月3日訊】以「文明衝突論」而聞名的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也譯杭廷頓），在聖誕節前一天去世。兩天後，以色列和哈馬斯的軍事衝突爆發。這場至今持續的危機，似乎在佐證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因以色列人多信奉猶太教，哈馬斯所在的巴勒斯坦，是信伊斯蘭的穆斯林世界。
巴以衝突是個老話題，在過去半個世紀，這種區域衝突從未間斷。但是如果用它來證明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並不具說服力。因為同是穆斯林國家，土耳其早在1952年就加入了西方軍事集團「北約」，並在朝鮮戰爭中和美軍協同作戰，抗擊金日成的共產軍隊。世界上最大的伊斯蘭國家是印尼，有兩億穆斯林，但近年也走向民主，也沒和西方發生軍事衝突。在十億人口的印度，有一億三千萬穆斯林，不僅沒有與西方衝突，並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
只從這幾個例子也起碼可以看出，巴以衝突的根本原因並不是宗教和文化，而是民主和專制這兩種價值的衝突。
在伊拉克被美軍解放進行民主選舉之前，以色列一直是中東唯一的民主國家。從1948年建國至今，以色列已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了31屆政府，今天的艾胡德‧奧爾默特是第12位總理（奧爾默特和中國還有點關係，他祖父是中國的猶太僑民，父親在哈爾濱長大，說流利中文，22歲時移居以色列。奧爾默特曾去哈爾濱給祖父掃墓，據說可以聽懂中文）。
由於有民選制度，以色列的政府就必須聽從民意，無論是左翼、右翼執政，還是中間派上台，都是選票決定。在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環境下，各種政策都可以被自由地辯論，所以多數選民形成的政策傾向（投票）自然最接近現實，迫使政府的對外政策朝向理性、務實；否則下次選舉就得下台。
正由於以色列是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所以成為中東最自由、最富有的國家。雖然土地之少（不到二萬平方公里）在全球只佔第151位，但生產總值卻排世界第44位；人均收入二萬六美元（2006年），排世界第28名。
反觀巴勒斯坦，不僅沒有民主，經濟更非常落後。在中國最瘋狂的文革時代，當權者還提出抓革命促生產。而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們，從來不用促生產，因為有伊朗（以前還有薩達姆的伊拉克）等阿拉伯國家提供資金和援助，他們只管抓革命，對抗以色列。中國人印象很深的巴解領導人阿拉法特，一直獨掌大權35年，一直到死；掌權長度超過毛澤東、斯大林、波爾布特等（古巴的卡斯特羅掌權最長，到2009年，就掌權50年！）而且阿拉法特曾進行過20多年像今天賓拉登那種恐怖主義活動，雖後來放棄，但像他手下的「烈士旅」（這名字就令人恐怖），還有哈馬斯，都是著名的恐怖組織。哈馬斯的頭子曾公開說，「猶太人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愛惜生命」。於是他們就抓住這個「致命弱點」，用殺害以色列平民來實現他們的政治目標。
專制本身，就是阻擾一切人類進步的惡魔，而有意殺害平民的恐怖主義手段，更是對人類最基本的文明的挑戰。今天，巴以衝突的根本癥結就在這裡！
但每當有巴以衝突時，那些阿拉伯專制國家，還有某些西方左派媒體，更有中共喉舌等，就異口同聲譴責以色列，說它以強凌弱，造成大量難民，不讓巴勒斯坦建國。但這些指控都不符合歷史事實：
第一，關於建國和難民。早在1947年聯合國就通過決議，同意巴勒斯坦分治建國，但它自己沒有建立；反而在以色列建國的第二天就同埃及、約旦、敘利亞等五個阿拉伯國家，一起進攻以色列，要把這個剛成立的國家滅掉。結果阿拉伯聯軍被以色列打敗，由此造成了幾十萬巴勒斯坦難民。如果追究這個責任，也是阿拉伯國家侵略在先，是他們自己的政策錯誤造成的。
第二，關於以強凌弱。以色列和周邊阿拉伯國家發生的幾次戰爭，要麼是因那些阿拉伯國家聯手進攻以色列，要麼是以色列先發制人，阻止他們明顯的入侵企圖。阿拉伯國家發動的這些戰爭，全部的目的，就是今天伊朗總統所宣稱的，要把以色列從地球上抹掉。他們就是不讓以色列這個國家在中東存在，要把它趕進大海。以色列是聯合國1947年通過決議同意成立的國家（美蘇等33國贊成，13國反對，10國棄權），並在建國第二年就加入了聯合國，為什麼一個至今已有60年曆史的聯合國成員國，就不可以在這個地球上存在？
美國一直不承認古巴共產政府，但美國絕不會不讓古巴這個國家存在。近年美國打了兩場戰爭，剷除了薩達姆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權，但美國卻沒有不允許這兩個國家存在，反而投進大量人力財力保護這兩個國家並促其發展。今天，哈馬斯、阿拉法特的傳人們，還有伊斯蘭世界的毛拉們，就是不讓以色列這個國家在地球上存在，就憑這一條，這場衝突的是非就一目瞭然。
而且以色列只有728萬人（2008年），而阿拉伯國家有一億多。不能因為每次戰爭阿拉伯國家都被打敗，就說它是弱者。更不應用強者、弱者來劃分對錯。舉例說，大家都在電視上看過警察追擊罪犯的現場直播，警察的車是一流的，武器也高級，而被追擊的罪犯，往往開著破車、拿著二手貨的槍。難道你就因為警察是強者，就同情、甚至支持那個的被追擊的所謂「弱者」嗎？有人會說，你這樣比喻，不是等於把那些阿拉伯國家說成是罪犯了嗎？沒錯。那些對內實行政教合一的專制統治，對外還要剝奪以色列人的地球生存權，並使用人類有史以來最卑劣、最殘忍的自殺炸彈方式，有意殺害平民，炸超市，炸公共汽車，甚至炸婚禮，炸教堂，炸校園，炸老人療養院，主導這些惡行的國家不是罪犯又是什麼？！
以色列最常被指責的，是霸佔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在阿拉伯國家進攻以色列的戰爭中，以色列確實乘勝佔領了埃及的西奈半島、約旦河附近等一些土地。但在埃及承認以色列的存在，並保證和平相處之後，以色列就把西奈半島還給了埃及，後來約旦承認了以色列，雙方土地問題也同樣得到解決。對於巴勒斯坦人也是這樣，早在幾年前，以色列軍隊就撤出了加沙地帶，把巴勒斯坦交給阿拉法特的巴解來管理。但哈馬斯們卻把加沙等地，變成了恐怖襲擊以色列的基地。以色列在西岸地區花巨資修築了681公里的圍牆，防止哈馬斯越境襲擊，但哈馬斯卻在圍牆底下挖地道，還是進入以色列濫殺無辜。只要人多的地方，他們就用自殺炸彈去炸。他們不僅不珍惜別人的生命，也不看重自己的命。這次巴以衝突，起因就是哈馬斯向以色列居民區發射火箭彈，以色列忍無可忍，必須反擊。這和2006年以色列對黎巴嫩的轟炸是一樣的，當時也是因為恐怖組織真主黨越境殺害以色列人。
所以，連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也在《紐約時報》撰文說，中東要想有永久和平，阿拉伯國家必須承認以色列的存在。但只要巴勒斯坦沒有民主，沒有新聞和言論自由，繼續目前這種利用宗教煽動民族主義狂熱、繼續哈馬斯的恐怖主義，那麼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國家就不會承認以色列的存在。所以說，根本的問題，還是民主和專制的衝突問題。而不是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文化會有衝突，但文明沒有衝突。那種有意殺害平民的恐怖主義不是文明，那種女人不如一頭駱駝值錢的價值觀不是文明，那種毛拉們一手遮天的政教合一統治不是文明。
近年常在半島電視等跟毛拉們辯論的來自阿拉伯的傑出女性蘇爾丹（Wafa Sultan）提出一個遠高於亨廷頓的觀念，她說，「文明之間沒有衝突，只有競爭。」「我們目睹的這場在全球範圍的衝突，不是宗教的衝突，或文明的衝突。它是兩種相互對立的東西、兩個時代的衝突；它是那種屬於中世紀的心理和21世紀的思維之間的衝突；它是先進和落後的衝突；文明和原始的衝突；理性和野蠻的衝突；它是自由和壓迫的衝突；是民主和專制的衝突……」
2008年12月31日於美國（原載《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中国的统计数字怎样才完美

【新纪元】谢田：中国的统计数字怎样才完美
作者：宾州费城爵硕（Drexel）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学助理教授：谢田

【大纪元5月2日讯】完美一词，常见诸报端，也常出现在人们的言语之中。但世上称得起“完美”的人和物，还是非常的稀罕。那天，有个“职场一百问”的读者雪俐问到，她已工作十几年，总有几位难以相处的同事，她也因此换了几个工作。她最后问是否她太要求完美了。笔者开玩笑的回答她，“不是你太要求完美了，而是这个世界太不完美了。”

完美的内涵和外延

完美的定义，是一种“完整无缺"和“完美无瑕"的状态。在不同领域，完美有着非常不同的涵义。许多离散学科，特别是数学、物理、化学、伦理学、美学、本体论和神学中，人们都用不同的概念描述着完美这一名词的内涵。
完美的悖论也发人深省。哲学家认为，“完美”有两个平行的定义，一个是严格的，就是“完美”（perfection），另一个是松散的，是“优秀”在西方，从文艺复兴时开始就有这样一个悖论，亦即“不完美是最完美的”，或者“最大程度的完美，就是不完美”。
十六世纪意大利学者瓦尼尼（Lucilio Vanini）和法国学者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提出了完美的悖论，他们又都提到了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他们的论点是，如果世上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它不能改善，它将因此缺乏“真正的完美”；而“真正的完美”，则依赖于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

古希腊的完美和轮回

对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来说，“完美”就是“完整”，不能有任何的增删。中国人描述完美的人体“增一分太胖、减一分太瘦”，也有这个意思。对于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来说，完美依赖于“不完整”，因为后者有日渐趋于完美的潜力。这似乎与东方的因修炼而趋于全善、全美，遥相呼应。
恩培多克勒来自西西里，他用诗歌写作，但诗作大部份已经散失；他发现空气是独立的实体，是有质量的，还发现植物也有性别。有意思的是，恩培多克勒曾自称为神，同时又自认是罪人，来人世是为自己的不虔敬赎罪来的。
恩培多克勒的一个论点完全区别于今天的西方宗教，他承认轮回转世，认为一些通过许多次投生轮回而得免于罪恶、保存了自身纯洁的人，又回到世人中间，以先知、歌者、医生和君主出现。这些人最终达到了与诸神同在的永恒幸福，免受命运的摆布。这其实跟今天东方的伟大修炼，通过自身的提高摆脱生老病死、轮回之苦，都不谋而合。

完美的数据和可预见性

显然，中共的统计官员和红朝新贵，既不相信希腊先贤的轮回之说，也对“完美”的不完美本质缺乏认知。所以，在世界经济一片萧条、中国经济面临崩溃时，反而鼓捣出中国经济“完美”的数字，为世人徒增许多笑料。
正常国家的经济学家，常为“不完美”的经济数据发愁，为“不完美”的数据不符合其“完美”的数学模式而发愁。
比方说，美国房市现在一塌糊涂，大量房子不能出手，买主捂紧了腰包，或者借不到钱。但不久前的一个月，新房开工率却突然上升。这完全出人意料，也难以解释。因为市场上还有那么多的房子有待消化，为什么还要开工建新房子呢？不可思议。但这也恰恰是经济学为什么那么引人入胜，因为它太扑朔迷离、太复杂了。
中国的统计数字非常“完美”，堪称世界奇观。西方政府不直接说中共在造假，但会另外发掘、弄出自己的数字。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数字，往往在中国之外和之内，都更加令人信服。图为香港股市内恒生指数映衬下一男子的剪影。（AFP）

中国的数据过于“完美”，是因为它太听话，太容易“预见”了。
官方说首季经济增长6.1%，消费、投资、出口的贡献分别为4.3%、2.0%及-0.2%。其中，进出口的数据是较为可靠的，这不是因为人们特别相信这个政府，而是这个数据可经由其他国家的对华贸易间接估计，不易造假。中国出口下降人人皆知，出口对GDP的贡献也人人皆知。政府需要“保八”，知情人都知道不可能，那首季6.1%的增长，就显得特别的“完美”：离“保八”有些距离，但距离又不那么遥远，还有希望达到。
另外，消费、投资、出口对GDP的贡献也在意料之中，也非常的“完美”。既体现了出口下降对经济的影响，又体现出政府鼓励内需、鼓励消费的政策“卓有成效”，投资带动也有了一定的效果！

完美数字的世界奇观

中国统计数字“完美”，早已是世界奇观。西方政府一般不会说中共在造假，但会自己另外发掘、弄出自己的统计。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数字，往往在中国之外和之内，都更加令人信服。
经济数字如果非常“完美”，一个可能是数字出现在完美的社会，经济活动符合严格的定律。再有一个可能，就是数字是人们使之刻意“完美”起来的。而刻意完美起来的数字，肯定会有过程中不完美的马脚。
拉动内需时，说家电下乡补贴了104亿元、汽车下乡补贴50亿。补贴就不对劲，说明农村的需求和购买力没有到位。农村来的消息表明，农民们根本就不理会家电下乡，因为没钱买也不需要，买了也没钱付电费。从明年中国农村能源消耗上，人们就会发现电器究竟下乡了没有，还是转了一圈又兜回来了。
中国的数字虽然完美，国外的经济机构却不配合，也不帮中国的数字变得“更加完美”。总部设在巴黎的经合组织（OECD）三月初发表的元月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元月的综合先行指数（CLI）再度下降2.1至87.4，年降幅14.8，降幅仅次于俄罗斯，居经合组织所有成员国第二位。这根本就是在与中国政府唱反调、一点面子不给的。

数字怎样才能完美

中国统计数字不真实，人们会另寻途径核实。比方说外商撤资外逃现象严重，最高法院透露了出来，在国际社会成为笑柄。人们居然需要通过法院，来了解和核实外资撤离中国的现象有多严重。
统计数字怎样才能变完美呢？其实，要完美也很简单，就诚实的记录一切经济数据，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以及现在还不知道是好是坏的，就如实、忠实的报出来，就行。经济活动本来就错综复杂，是上帝“看不见”的手在操纵。人们只要记得希腊人早就告诉我们的，“不完美才是最完美的”，就好了。◇
转载自新纪元周刊119期【商管智慧】栏目(2009.04.30~05.06)

胡少江：中國降息的效果難以預測

胡少江：中國降息的效果難以預測

【大紀元11月29日訊】中國人民銀行宣佈，從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起，下調金融機構一年期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各一百零八個基本點；並對其他期限、檔次的存貸款基準利率也作出了相應調整；此外還下調了中央銀行再貸款、再貼現等利率。在降低利率的同時，中國的中央銀行還宣佈將從十二月五日起，將大型和中小型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分別下調一百個基本點和二百個基本點。
這是中國自九月中旬以來的第四次降息，與前三次降息的幅度相比，此次降息的幅度分別是前三次降息幅度的四倍，換言之，這一次的降息的幅度比前三次降息幅度的總和還要整整高出三分之一；事實上，這也是自一九九七年來來，中國央行降息幅度最大的一次。總之，近來中國降息的決定如此之頻繁和降息幅度如此之大，都表明中國政府對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困境深為擔憂。
降息和降低準備金率是一國政府通過擴張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的最常見的手段。中國政府當前採取的激烈的擴張的貨幣政策，是對其前不久出臺的四萬人民幣投資的擴張的財政政策的一個必要的補充。其實，號稱四萬億的財政刺激方案有很大的水分，中央政府顯然是無法照單支付的。現在看來，大量的投資將通過向銀行貸款的方式進行。此次大幅度降息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降低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向銀行貸款進行投資的成本，以期由此刺激貸款投資的規模。
從資金供給的角度看，降低銀行準備金率，則是為了為銀行釋放更多用於貸放的資金。截至今年十月底，中國的銀行系統共有四十七萬多億的存款規模，將準備金率降低一個百分點，等於為貨幣流通系統增加近四千七百億的貨幣供給。當然，這只是一個理論資料而已，銀行是否願意將可用於貸款的資金貸放出去，有著多方面的考慮。當前的實際情況是，絕大多數的銀行並不缺少貸款資金，相反他們是有資金而不願意向企業貸款。而這主要是由於企業的經濟效益普遍下滑，銀行擔心帶出的款項將成為壞帳。因此除非中國政府通過行政命令強迫以行貸款，否則銀行不會有太大的增發貸款的積極性；反之，如果中國政府通過行政命令迫使銀行貸款，不難預見，中國銀行系統的壞賬將迅速增加。不久便將會成為威脅中國經濟的又一顆定時炸彈。
中國銀行系統的存款中，有百分之四十二左右來自居民的儲蓄存款。一般而言，降低銀行利率意味著儲蓄利息收入的降低；從而降低居民的儲蓄欲望，刺激他們的消費欲望。但是，在中國現有的收入分配結構下和社會經濟政策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低收入者並沒有多少可以動用的存款，他們的存款基本上都是應對急需的救命錢，這些存款的利率彈性很小。相反，銀行利息降低實際上降低了他們的存款收入，甚至可能迫使存入更多的錢以備急需。更有甚者，由於降低後的銀行存款的名義利率已經降低到百分之二點五，低於當前消費物價指數一點五個百分點。所以，中國的低收入者將由此遭受損失。這不僅不利於提高消費，甚至有可能由於負面的“收入效應”減少絕大多數居民的消費。
鑒於以上分析的多方面因素，自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政府的貨幣政策所表現的效果一般並不十分明顯。此次的降息的舉動很有可能有著同樣的命運。它雖然可能會通過政府的“信號效應”在短期給股市帶來一些小的刺激，但是從中長期看，未必能夠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品質、銀行的效益和金融系統的長期穩定，以及低收入人群的福祉真正地帶來好處。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胡平：只有中國才能救資本主義嗎？！

胡平：只有中國才能救資本主義嗎？！

【大紀元3月4日訊】
最近，我在一家國內的網站上讀到下面一段話，很有意思：

1949年：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1979年：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

1989年：只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

2009年：只有中國才能救資本主義。

說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是毛澤東講過的一句話。1949年，中共奪取了全國政權，中國開始實行社會主義。30年後，國人發現，社會主義搞得一團糟，遠遠比不上其他那些實行資本主義的國家，於是不得不進行經濟改革。改革的方法就是引進資本主義。那時候很多人都認定，"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到了1989年，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相繼變色，中國成了僅存的社會主義大國。因而又變成了"只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救社會主義的辦法是不問姓社姓資，實際上就是更多地引進資本主義；不過，中國的資本主義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是共產黨專制下的資本主義。可是，等到了2009年，美國發生金融風暴，引起全球性的經濟危機，相比之下，據說中國的經濟反倒一枝獨秀，略勝一籌，因此不少資本主義國家的大人物倒反過來向中國求助，這又似乎是"只有中國才能救資本主義"了。

上面這段話誇張、反諷、俏皮。不過，它確實向我們提出了一系列嚴肅的問題。那就是：如何看待30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如何看待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的作用？如何看待今日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以及如何看待中國崛起對世界的影響？如此等等。在這裡，我首先要指出的是，所謂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的說法並不符合事實。中國的經濟也陷入嚴重的危機。這一點就連中國政府自己也不能不承認。現在，中國政府竭力把中國的經濟危機歸咎於國際金融風暴。這種說法也是錯誤的。因為早在2007年下半年，中國的經濟危機就已經顯現，遠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實際上，中國的經濟危機非但不是國際金融風暴的結果，在某種意義上倒是它的一個原因。我們知道，中國政府發展經濟的很重要的一個戰略是出口加工。它吸引大量外國資本進入中國，利用秦暉教授所說的低人權優勢（包括被人為壓低的廉價勞動力），然後把產品再出口到外國銷售。這樣，在中國，政府賺取了大量外匯，但一般民眾的消費能力卻沒有相應地提高，遂導致產能過剩，內需嚴重不足。在外國，資本家發了大財，一般人能買到更廉價的商品，但是本國的資本大量流出，本國的產業迅速萎縮，大批工人失業，福利水平下降，公共財政陷入困境。可見，所謂中國模式的經濟發展，既是造成中國經濟危機的原因，也是造成世界經濟危機的一個原因。

一直有人說，中國只有在爆發經濟危機的情況下才會催生政治變革。這種論斷當然有它的道理。但是我們也要知道，經濟危機並不能自動地引出政治變革；弄得不好，經濟危機也可能反過來起到鞏固專制政權的作用。因為一旦發生經濟危機，很多民眾會要求政府出面干預。這就有可能強化政府的地位。例如在遭逢經濟危機的美國，新上任的奧巴馬政府就被寄予厚望而顯得頗為強勢。問題是在民主國家，民眾不但會要求政府行使權力出面干預，他們首先會要求政府承擔責任，幹不好就把你選下台。這次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落敗，敗就敗在共和黨執政期間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儘管說共和黨政府究竟應該對這次經濟危機負多大責任不無爭議。專制國家卻不然。專制國家裏的民眾沒有選票，專制國家的統治者常常可以逃避責任。專制政權種下經濟危機的種子，而一旦經濟危機發生，專制政權又扮演起處理危機的角色，反倒藉此加強了自己的地位。這該是何等的荒謬。

有鑒於此，在目前，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為政治改革大聲疾呼。我們要明確指出，中國的經濟危機主要是中國政府造成的。我們尤其要指出，中國的經濟問題從根本上不同於一般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因為中國現有的財富分配格局從根本上沒有合法性。共產黨先是以革命的名義，把平民的所有私產統統變成了所謂全民的公產；然後又以改革的名義，把屬於全民的公產變成了中共權貴們自己的私產。凡有良知者，都應該挺身而出，改變這種傷天害理、不公不義的局面。我們必須把經濟危機變成政治轉機，變成推動民主化的強大動力。這就是我們的當務之急。(http

胡少江：中共面對經濟危機的三大忌諱

胡少江：中共面對經濟危機的三大忌諱

【大紀元3月25日訊】經濟危機是一個全球性的話題，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都不得不面對經濟危機給他們帶來的經濟、政治和社會難題，中國領導人也無法置身事外。仔細觀察中國領導人關於當前經濟危機的所有講話，尤其是本月初溫家寶在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危機的論述，不難看到，他們在關於當前經濟危機的討論中有著三大忌諱。 　
　
中國對這場經濟危機的責任　 　

第一個忌諱是中國對這場經濟危機的責任，包括中國政府過去的政策對世界經濟危機的形成所應負的責任，以及對這場危機對中國造成如此嚴重衝擊的責任。前一 段，中國政府和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均大張旗鼓地「嚴厲批駁」了關於「經濟危機中國責任論」。換言之，在中國政府看來，中國政府是完全沒有責任的。只要對中國 政府的政策和世界經濟危機的關係稍加分析，就不難發現中國政府「無責任」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西方各國金融界的經理人們利用金融產品創新的名義肆無忌憚地追逐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並且無恥地將個人利益的追逐建立在社會的公 共成本之上；與此同時，西方國家的政府對於金融界這種嚴重的責任和利益不對稱的行為缺乏有效的監管。毋容置疑，這些的確是導致此次金融危機的兩個直接原因。　　
但這不等於說，這些是此次危機的完全原因。 在眾多的原因中，中國政府長期實行的國內兩極分化的分配政策和違背市場規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也對金融危機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中國政府將手中積聚的大量國民財富以外匯結餘的方式投入西方的金融市場，使得西方國家的利率長期處於超低的狀態。這種做法在一方面把這些國家已有的「超前消費文化」 推向極致，另一方面也使得西方的金融界有著更高的動力去尋找「金融創新」手段來維持銀行家們的盈利。　 　
值得提出的是，中國老百姓實際上是這些錯誤政策的最大受害者。由於兩極分化的分配政策，他們辛辛苦苦的勞動沒有能夠換得應有的勞動報酬以及勞動條件和社會福利的改善；而錯誤的人民幣匯率政策又使得他們的勞動成果被荒謬地用來補貼發達國家的民眾的超前消費和貪婪的西方銀行家們的高額獎金。可是，當經濟危機來臨的時候，確是中國工人、尤其是最底層的農民工最先被迫失去工作。　 　
中國不僅對世界經濟危機的形成和發展具有責任，同時也對這場首發於西方的危機對本國所產生衝擊的嚴重性具有責任。中國政府在「六四」屠城之後失去了治理 國家的合法性基礎，因此不惜代價地追求增長作為執政合法性的唯一基礎。於是，兩極分化低收入政策、侵蝕國家利益的匯率政策、不計成本地追求經濟增長的政治考量，共同構成了導致中國經濟結構嚴重失衡的「三合一」基石。這種失衡的兩個重要症狀就是國內消費的嚴重不足對國際市場的過度依賴。而這兩點正是此次危機 對中國的衝擊十分嚴重的重要原因。　
　
這場危機在中國的嚴重性　 　

第二個忌諱是關於這場危機在中國的嚴重性。現在人們看到的只是中國經濟增長百分之八的宣傳。不錯，經濟出現負增長是一種危機的表現。但是，經濟增長的目的是增加就業和民眾的福利。如果增長達不到這個目的，即使經濟增長了，國家也仍然處在危機之中。從表面上看，西方國家已經呈現負增長，而中國卻不僅保持了正增長，甚至在世界危機中仍然實現百分之八的增長，似乎中國並沒有什麼危機。中國領導人也常常以此向世人標榜自己的正確。　 　但是，這只是表面現象。如果用另一個經濟指標來衡量的話，中國不僅處在危機之中，而且危機比任何發達國家都要嚴重。這個指標就是就業指標。按照世界同比 口徑，如果將全國範圍的失業和剩餘勞動人口都考慮在內，中國的失業率遠遠不止政府所宣佈的百分之四點六，而是高達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其中，農村失業率為百分之四十，城市失業率為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從動態上看，如果計算此次危機造成的新增的失業人口，中國單是失業的農民工就超過了美、英、法、德四 個國家新增失業人口的總和，無疑是世界之最。考慮到中國還沒有許多國家實行的覆蓋全國人口的失業救濟制度，此次危機對中國最底層民眾的傷害更是遠大於其他國家；從而對社會穩定所帶來的衝擊也遠遠高於其他國家。　
　
此次危機對中國的長期影響　 　

第三個忌諱是此次危機對中國帶來的長期影響。事實上，中國的危機萌芽的出現早於世界危機的大幅度蔓延。在危機由金融界向實體延伸之前，中國的沿海地區便已經出現了大量的失業潮和企業倒閉潮。應該說，這些跡象的出現是中國原有的經濟增長模式無法持續所造成的，也是經濟結構被迫進行調整的一個先兆。如果說，中國政府能夠早些實行經濟調整的政策，對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是有益處的。但是，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起，中國政府一再貽誤戰機，以至於這個被迫的調整直到兩年以前才開始出現。　　
無論如何，被迫調整總比拒絕調整要好。但是，經濟危機向中國的蔓延卻使得許多調整措施不得不再次終止。例如，為了減少國民經濟對出口的依賴所採取的取消或者減少出口退稅的政策，在危機的衝擊下不得不重新實行；加強對環境污染的控制以保證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的政策在此次危機中又不得不放鬆；還有關於勞動報酬、養老金繳付等各方面的 改革和調整措施都面臨終止的局面。　　
不僅如此，中國政府出台的刺激經濟的計劃體現了完全的政府主導的格局，這些只會對中國的經濟結構造成進一步的扭曲。可以理解，在當前經濟危機的衝擊下，中國政府對既有 調整政策的終止是不得已而為之，而且政府的刺激方案所產生的副作用在當前的政治和經濟格局下也難以避免。但是中國領導人以及中國所有的官方媒體忌諱討論由 此產生的對中國經濟的長期負面影響，這並不是一種對國民的誠實態度。
──轉自《動向》09年3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華郵：中共利用經濟危機擴張勢力

華郵：中共利用經濟危機擴張勢力

【大紀元4月28日訊】（大紀元記者曾去執編譯）由於經濟危機席捲全球，各國深受其害。即令位於加勒比海的小國牙買加也情況嚴重，其貨幣價值崩跌，失業率攀升，銀行負債累累。該國外交官員為處理危機，今年初以來分赴世界各國求援。但是它的老友美國與英國本身也限於金融泥淖，此時中共便趁虛而入。
根據華盛頓郵報近日的報導，今年三月中國成為牙買加最大的經濟伙伴，雙方簽訂為數1億3,800萬美元的貸款案。牙買加的最大報社也將此刊登為頭條新聞。
但在一年前，該報社對中共在該地區遽增的影響力充滿憂慮，但如今一反常態，大肆報導中共的「慷慨」。
報導說，海外救援與貸款只是中國彰顯自己是世界經濟領袖的方式之一。近來中共總理溫家寶與高層官員在各種場合除了忙著往自己臉上貼金外，也藉機譴責西方國家製造世界經濟危機。
「北京共識」議題日益彰顯
跡象顯示，近來中共越來越敢挑戰美元的地位。它警告只靠美元或歐元作為儲備貨幣是危險之舉。在此全球金融危機減損美國式資本主義信心之際，對發展中國家應如何治理經濟的議題，有越來越多的「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取代長久把持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
「華盛頓共識」這一名詞是20年前英國經濟學家威廉森（John Williamson）創造出來的，其意指政策的標準模式，應展現在包括國營企業民營化、自由貿易、撤銷公共支出的管制規定與限制等方面。多年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與美國財政部均鼓勵那些負債國，尤其是拉美國家遵行這個共識。
至於「北京共識」一詞的定義，學界與財經官員之間存有爭議，甚至有人否認這種說詞的存在。許多人認為此一名詞只是一個不甚嚴謹的政治觀點，而不是經濟模式，而中共也無正式推動這種說法的跡象。不過有些專家已經認為，它對現存的世界金融秩序是一種挑戰。
雖然，中共表示沒有任何野心。中共經常以經濟誘因要受惠國拒絕承認台灣，或與台灣斷交。
但是南韓企劃財政部在上個月的報告中提出警告：那些接受中共援助的開發中國家可能會因此降低心防，被中國的經濟模式牽著鼻子走。

中共揚言不稱霸 但存心積極擴張勢力

過去五個月，中共已與六個國家簽署950億美元的貨幣交換協議，以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中國政府也允許南方的公司以人民幣與鄰邦簽訂契約，不再限於美金或歐元。
隨著北京日益彰顯它在國際經濟的地位，它對國內外組織的態度都令人覺得用心叵測。今年一月，它加入美洲開發銀行，並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討論增加捐贈資金，以交換更多的發言權。而在亞洲，它藉由東南亞國協，引領推動另建區域基金組織；此一組織如果成立，日後恐將與亞洲開發銀行競爭。(http://www.dajiyuan.com)

何清漣：制度之惡還是人性之惡？

何清漣：制度之惡還是人性之惡？
作者﹕何清漣

【大紀元5月1日訊】最近，中國發生一系列吸引眼球的現象，即無數「英雄」面對極權體制競相折腰。章詒和的「告密者」與「臥底」剛披露了馮亦代等文化名流的告密舊事，北大教授孫東東的「訪民99%以上有精神疾病」論緊接著粉墨登場。似乎這些知識界人士的墮落還未足見證「精英」之醜陋，銀屏「英雄」成龍更赤裸裸地以「中國人需要管」為專制政治張目。
有人認為不應該追究馮亦代這類告密行為，理由是「告密是毛時代的政治高壓所造成，因此不能責怪個人」。這理由的前一半不無道理，因為極權政治掌握了人賴以存活的一切資源，不服從者不得食。這種體制將人分割成一個個互相分隔的原子，使人們陷入徹底的孤立狀態，親人、朋友之間亦不能互相信任。在這種巨大的壓力與恐懼之下，即使象金岳霖、馮友蘭、朱光潛、周穀城等造詣很高的一代學人，也無一不在中共統治之下變成了低首伏心的「思想囚犯」。但後一半卻全無道理，因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重提舊事的目的主要不是清算當事人，而是要讓人們認識到極權體制讓人變成鬼的罪惡。畢竟，我們都經歷過或者正在經歷這種遠未結束的政治高壓，但不是每個人都墮落到糞土之中。
如果說馮亦代成為告密者尚可歸罪於時代，那麼孫東東與成龍的言論卻並非屈服於政治高壓，屬於主動迎合獻媚，因為後毛時代對人的嚴酷控制遠不如毛時代。更值得思考的是，據說孫東東在「六四」期間曾冒險保護過學生；而成龍當年「六四」時也曾放歌支持學生運動。是什麼力量使這兩位當年尚有是非之心的「精英」的價值觀發生這種倒轉乾坤的變化？僅僅從利益選擇上考量無法得到合理解釋。因為在當局無法控制的公共輿論中，這條向權力獻媚的道路通向的是恥辱而非榮耀。更何況如今中國取媚權力者日眾，當局已將獻媚視為理所當然，這種獻媚帶來的利益之「邊際效益」趨近於零：孫東東說了那些無良之語，他的政治地位不會立刻獲得提升；成龍如此獻媚，政府當局也不會組織各單位觀看他主演的電影，以提升其大陸的票房收入。將一些功成名就的精英變成無恥的政治獻媚者，不能不令人嘆服極權體制對人的馴化功能。
如果說孫東東生活於中國這個不自由的世界，其行為是共產黨長期馴化的結果，那成龍化蟲的過程就不能如此解釋。因為成龍生長于港英時期的自由香港，沒經歷過中國大陸人都曾經歷且還在經歷的思想馴化過程，他成為一個向極權獻媚者的原因就更形複雜，值得追索。
自從羅曼‧羅蘭封存蘇聯之行日記50年之遺囑事件曝光以來，我就開始注意一個令人痛心的現象：許多生活于自由世界的知識精英，他們在本國的民主政治體制之下常做獅子吼，敢於批評一切不公不義的現象，比如羅曼‧羅蘭就有「法國的良心」之稱。但一旦他們與極權體制相遇，就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極權統治的阿諛者與依附者。這條通向屈辱的道路上過去行進著不少人，比如那寫了《震撼世界的十天》的約翰‧裏德，比如《西行漫記》的作者愛德格‧斯諾。他們為極權體制所做的宣傳曾為蘇共與中共立下汗馬功勞。
也許有人會辯稱西方人之所以受騙上當，是因為他們不瞭解共產極權國家的真相，那麼我還可以找出許多華人精英竟相阿附于極權的事例，比如金庸身負將武俠小說這一俗品送入文學殿堂之功，阿附極權並不會使其聲譽更隆，但他偏要獻媚中國當局自汙其身。有人曾為金庸辯稱，認為是其性格軟弱所致，那麼強悍的李敖在臺灣呵佛罵祖，見佛殺佛，但到了大陸卻鋒芒盡斂，其鋒芒內斂之功令人歎為觀止。
極權統治為什麼會引眾多「精英」竟相折腰？這究竟是制度之惡還是人性之惡？多年以來，這個問號有如巨大的芒刺紮在我的心中。我認為，這應該成為一個大課題，因為「精英」們變為卑污的告密者與獻媚者的醜劇仍在中國上演，更可怕的是如今的告密者還不會象馮亦代那樣寫《悔餘日錄》以示懺悔之意。
因此，「我們需要靈魂的拷問」，這種拷問，既對他人，也針對自身。
──轉自《華夏電子報》第290期

社論－陸資來台偷跑行為不值鼓勵

社論－陸資來台偷跑行為不值鼓勵
2009-05-02
工商時報
【本報訊】
　第三次江陳會之後，兩岸之間的氣氛可以說是達到空前未有的友善與熱絡，不只是陸客觀光團絡繹不絕，開放大陸資金來台投資也成了熱門的議題。開放陸資來台，不只是馬蕭在大選之前的政見，也是兩岸間更加緊密合作的必然步驟，目前政府相關部門，包括陸委會、經濟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等部會，都緊鑼密鼓地就其所轄相關業務範圍，研訂開放陸資的相關法令。根據經濟部對外發佈的訊息，開放陸資來台投資項目，初期將採正面表列，期能在合理、有秩序的進展中引進大陸資金，參與台灣相關建設、活絡台灣金融市場。
　陸資進入台灣，將分為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兩大類型。前者對於國內公司直接注資，直接取得股份，合作參與經營，甚至取得經營權；後者則指在股票、期貨市場下單買賣，以財務性投資為主，不以取得經營權為目的。兩者相較之下，對台灣產業及廠商的影響，自然以前者為重，因此相關部會對於開放大陸資金直接投資的項目、金額、比例都審慎研擬，以免造成過度的衝擊。電信、金融、保險等行業，由於涉及的層面較為敏感，未來對陸資的開放，可預期其規範將更為嚴謹。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保險、電信對陸資開放的辦法還沒正式公布前，業者已經大張旗鼓，紛紛與陸資洽談、簽約。先有台灣幸福人壽負責人對外宣稱中國幸福人壽有意入股，接著遠傳電信更迫不及待地在4月29日與中國移動簽約，由中國移動以每股40元認購遠傳電信12％的股權，總交易金額約177億元。前述這些行為，實在讓人難以認同。關於陸資入股台灣保險業，金管會主委陳冲在回應立委建議時，曾表達「可以研究」，惟此事涉及兩岸金融開放程度的政策問題，目前尚無定論，但台灣幸福人壽在政策還沒定案並宣布前，就大剌剌地對外表示中國幸福人壽有意入股。遠傳電信是第一類電信事業，經濟部徵詢NCC開放陸資電信業來台投資項目時，NCC已經明白表示現在第一類電信事業不開放，至於第二類電信事業則可以開放。業者心知肚明，卻故意偷跑，甚至堂而皇之地宣布，似乎根本不把主管機關看在眼裡。
　業者要搶先機，以便先馳得點，這點外界可以理解。然而搶先機的方式很多，鴨子划水式的協商，甚至私下簽訂協議，均無不可，往後政策一旦開放，即能立刻拔得頭籌，贏得商業利益與社會尊重。遠傳電信在政策還沒有開放前，就這樣魯莽地公布與中國移動的合約與計畫，絲毫不理會政府的規範，作為一個眾所矚目的大企業集團，這樣的作為並不恰當，且為目前企業界積極推動的企業社會責任（CSR），樹立了一個反面的示範。
　台灣幸福人壽幾週前才因為違反保險業淨值為負值者不得購置超過一億元以上不動產的規定，以致被金管會處罰。殷鑑不遠，卻又參加信義計畫區D3土地的標購，完全不顧金管會前次處罰的緣由（淨值為負值）尚未解決，自行解釋係為履行與花旗銀行的合約，並且是代替台商陳忠明標購土地，甚至對外宣稱轉手之間可以獲利2億元。前項風波尚未平息，台灣幸福人壽竟不顧金管會迄今尚未開放陸資投資台灣的保險業，就對外宣稱中國幸福人壽將要入股，這也是絲毫不把主管機關放在眼裡的作法。
　我們之所以要拿這兩個不久前才發生的例子來討論，實在是有感於台灣的企業，對於政府的政策、法令，普遍視若無睹；從另一角度看，則是政府威信蕩然無存，都應該檢討。雖然這兩個例子中，台灣幸福人壽還沒有與中國幸福人壽正式簽約入股，遠傳電信與中國移動的簽約地點選在香港，非政府治權所能及，但這些違規偷跑舉動，都令人難以茍同。我們認為政府當局應該拿出魄力來，適時給予適當的處置，甚至在將來政策開放時，對這些公然偷跑的業者，給予相當的限制，以儆效尤。唯有這樣，才能讓遵守規定的業者，受到公平的對待，從而樂意遵守政府的法令規範。政府能有管理威信，企業能盡社會責任，台灣才有成為亞太金融中心的可能。

芭比小姐不在家

異議文化－芭比小姐不在家
2009-05-02
中國時報
【張小虹】
　日本筑波大學與大阪大學最新研發的五歲「機器女童」很詭異，明明是假人卻有如真人般恐怖，台灣電玩美少女瑤瑤很詭異，明明是真人卻有如充氣娃娃般超萌，前者以假亂真，後者以真亂假，讓人既困惑又迷亂。
　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依德在一九一九年就曾發表〈論詭異〉一文，以德國作家霍夫曼小說中的擬真女機器人為例，談論一種似家而非家、既熟悉又陌生的錯亂之感，分不清真假死活。若是時空移轉到今日，佛洛依德式「詭異」的最佳當代典範，自非風靡全球五十年的芭比娃娃莫屬。這個身價數十億的粉紅女郎，全球平均每秒鐘可以賣出三個，在美國境內的芭比娃娃總數已遠遠超過美國的總人口。
　那此超級娃娃究竟有何「詭異」之處？五十歲的芭比，青春不老，乃美少女與老妖怪的神祕組合，一邊是不會腐朽、不能生物分解的塑膠物料，以及不隨年齡變化的超完美窈窕身材（豐乳、細腰、窄臀），一邊則是百變造型的超時髦裝扮，在永恆不變與瞬息萬變之間，不斷擺盪。很少有一個文化商品可以如此不斷引發爭議甚至訴訟，可以被一群人捧成獨立自主的「新女性」、「單身女郎」，也可以同時被另一群人貶成「性感尤物」、「拜金的笨妞」。當然也更少有一個文化商品可以如此消弭真人/假人的分界。像是出身美國而在倫敦開業的著名「芭比表演藝術家」辛蒂．傑克森，經歷二十多次整型手術，包括鼻部美容、化學換膚、臉部拉皮、豐胸、抽脂等，一心一意把自己變成一個「活生生」的芭比娃娃。在芭比創生的初期，美泰兒公司極盡努力讓芭比娃娃像個「真人」，像個「電影明星」，而如今則是越來越多的真人要變成「芭比」，越來越多的電影明星在模仿「芭比」。
　而芭比娃娃的「詭異」更在於其消弭藝術/政治、美術館/街頭分界的超能力。某耶誕節前夕，美國四十幾家玩具店裡女孩玩具架上的「說話芭比」全都變了「聲」，粗聲努吼「我要報仇」，而男孩玩具架上的「大兵喬」則全部輕聲細語嗔道「我們逛街去吧」，只因為一群號稱「芭比解放組織」的成員，將數百件芭比娃娃與大兵喬的說話晶片互換，以凸顯玩具的性別刻板形象。這個臨時起義的「政治藝術」，足以打敗自安迪．沃荷以降各種藝術界對芭比的正面或負面挪用，再次證明當代最具創意的「行動藝術」都不在美術館，而在街頭在商場在抗議現場。
　而在這波慶祝芭比五十週年的全球生日派對中，台灣也不能免俗，高雄市立美術館五月推出「芭小姐的異想家居」，由十位法國女性建築師為芭比量身打造居家空間，並邀集多位台灣建築師與織品設計家參與，而台北縣泰山鄉的芭比娃娃博物館，也趁勢推出五位台灣第一夫人的芭比夢幻版。但這一南一北兩個美術館裡的芭比娃娃，卻可以如此截然不同。
　高雄市立美術館的芭比是藝術展演的全球連結網絡，完美展現當代藝術、時尚與設計的緊密貼合，而台北縣泰山鄉的芭比則是全球勞力國際分工下的歷史記憶，見證台灣代工產業史。民國五十六年到七十六年間泰山的「美寧工廠」，上千名女作業員從塑料射出成形、噴漆、植髮到服裝的剪裁縫紉，每日生產兩萬個芭比外銷，佔芭比娃娃世界總產量五成。而現今在泰山鄉「芭比娃娃博物」裡展出各種古董芭比，據說多是這群女作業員的「夾帶品」。當時的芭比只有外銷，而當時女作業員的薪資也無法負擔芭比的高昂售價，但這資本主義生產者與生產品之間註定的「疏離異化」並非無解，因為聰明的「美寧姑娘」，把生產線上多出來的芭比娃娃悄悄肢解，或塞在內衣裡，或綁在大腿上，就這樣偷偷摸摸貼身夾帶出廠。
　在高雄我們看見芭比的「夢幻之屋」已登堂入室美術館，而在泰山「芭比的故鄉」，我們看見粉紅夢幻塑膠世界的同時，更詭異地瞥見那黑色的勞力生產與游擊戰術。（作者為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拋開垃圾經濟學 速速減碳

克魯曼專欄》拋開垃圾經濟學 速速減碳
【經濟日報╱克魯曼】
2009.05.02 04:52 am

2008年的選舉終結了垃圾科學（譯註：指缺乏實際的證據證明其可行的科學）對我國首都的支配，針對氣候變遷問題採取有意義行動的機會亦已大增，而其方法應該是實施對溫室氣體的排放設下總量管制並准許交易的制度。
但反對採取行動者宣稱，限制溫室氣體排放將對美國經濟產生毀滅性影響。所以，我們必須明白，一如否認氣候變遷正在發生是垃圾科學，預測我們試圖處理氣候變遷問題會導致經濟災難，乃是垃圾經濟學。
是的，限制溫室氣體排放需要付出代價。當「綠色經濟」的死忠堅稱保護環境不必付出代價、只有益處時，身為正規經濟學家的我期期不以為然。
然而，可取得的最佳預估數字顯示，只要限制氣體排放的計畫逐步施行，需付的代價是可以承受的，而且我們現在全力投入這項計畫，或許真能幫助經濟從當下的衰退中復甦。
且先談談這些代價。
實施總量管制與交易制，任何直接、間接導致石化燃料燃燒的物品價格都會提高。電力尤其如此，它將變得更加昂貴，因為許多電力是燃煤產生的。
電力公司可能透過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減少購買氣體排放許可的需求。當然，整個總量管制制度的重點就在提供這麼做的誘因。不過它們將用以限制氣體排放的方法，例如改用其它能源，或者捕捉、封存大多數它們排放的二氧化碳，無疑將使成本提高。
如果氣體排放權順利拍賣出去，因此取得的收益可用來給消費者折扣或減輕其它稅收，以部分抵銷較高的價格。不過無法完全抵銷。消費者到頭來會比沒有實施氣候變遷政策時窮一些。
但窮了多少呢？像環保局或麻省理工學院「氣體排放預測暨政策分析團隊」這些比較謹慎的研究單位表示，不會太多。麻省理工學院的團隊指出，即使實施最嚴格的限制，2050年時民眾減少的消費比起沒限制氣體排放時，也不到2%。生活水平可大幅提升，對平均年度經濟成長率的影響只有0.05個百分點。
誠然，有很多人堅稱成本會高出許多。不過說也奇怪，提出這種論調的人幾乎總是宣稱相信自由市場經濟具有完美彈性和創新力的那些人，他們宣稱自由市場經濟可以超越世界有限的原油、可耕地或乾淨水資源所加諸於其上的任何限制。
那麼，他們為什麼不認為這種經濟可以應付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問題？在總量管制之下，氣體排放權將是另一種稀有的資源，以經濟的詞彙而言，它無異於可耕地的供給。
不消說，像金瑞契（美國前眾議院議長）這樣指總量管制將「懲罰美國人民」的人，並不做如是想。他們只認為「資本主義是好的，政府是壞的」。
但如果你真相信市場的魔法，你應該也相信，這種經濟一樣可以妥善處理限制氣體排放的問題。
所以，我們承受得起強有力的氣候變遷政策，而致力於這樣一個政策，也許真的可以在當下的經濟困境中給我們幫助。
現在，我們經濟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企業投資遽減。
由於房市泡沫破滅、消費者需求極弱，企業被淹沒在過度飽和的環境中，看不到投資的理由。
但如果國會授權從兩、三年後開始，實施越來越嚴的氣體排放限制，將不會對物品價格造成立即的影響。然而，那將對新投資，也就是投資低氣體排放發電廠、節能工廠等形成巨大的誘因。
換言之，致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就短、中期而言，能產生和大型科技創新一樣的經濟效果：使企業在過度飽和的環境下，仍有投資於新設備和廠房的理由。而在目前的經濟景況下，那正是醫生開出的處方。
這種短期的經濟拉抬效果並非採行氣候變遷政策的主因。重要的是，這個星球正處在危險之中，而我們越晚行動，情況就越糟。但經濟效應是讓我們趕緊行動的一個額外理由。
所以，我們付得起拯救這個星球的代價嗎？是的，我們付得起。而現在正是開始行動的一個好時機。
（作者Paul Krugman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林沿瑜譯）
【2009/05/02 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