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鴨子划水 上海捨我其誰

新聞眼》北京鴨子划水 上海捨我其誰
【聯合報╱記者 林琮盛】

2008.05.10 02:56 am


北京、上海爭奪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已久！本月六日，北京官方搶在上海陸家嘴論壇前夕宣布，北京將建設成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中心。昨天，上海則廣邀世界各地金融巨擘為其金融中心地位背書，一副捨我其誰的雄心壯志！

早先，北京的城市定位一直迴避「金融中心」的字眼，而專注於「國家首都、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的發展特色，以防被外界解讀為，挑戰上海、深圳金融版圖的企圖。

不過這種隱諱的局面，在北京提出「金融中心」目標後，擺明要和滬、深兩城，競逐中國金融重鎮的角色。至少北京希望能仿效美國，一個國家能並存多個金融中心，而不讓單一城市壟斷金融資源。

對北京而言，發展金融中心的自信在於，其「一行三會」（央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監管機構和金融總部的聚集優勢，是上海所不及的；再者，北京擁有第一手的即時政策訊息，亦是其更有作為的利基。

但與上海的金融環境相比，北京的劣勢是缺乏全國性的政策支持，產業鍊和腹地也不若上海完整。尤其在金融市場的潛在動能上，上海更擁有龐大資源。上海貨幣市場年交易額達四十兆人民幣，是中國的集資中心、上海的金融機構資產總額，占中國金融機構資產總額比重的一成。

在融資管道、市場成熟度和體制方面，上海證券市場更具備首屈一指的地位，讓其建設成國際中心的條件更加豐沛。

為了不讓京滬因競爭金融中心，而導致國家資源分散，中共國家信息中心官員不得不跳出叮嚀，中國不應有兩個國際級金融中心，只有一個能勝出。看來，在城市競爭的格局下，中國金融板塊的走向，仍充滿變數。

【2008/05/10 聯合報】

"空吸"变"辐射"，首都的历史性担当

"空吸"变"辐射"，首都的历史性担当
2008年05月09日 11:08:48 　来源：新京报

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王海平5月7日表示，在北京筹备2008年奥运和北京治理提升环境的过程中，北京周边省市的支持作用难以估价。今后，北京市对于周边省市的补偿会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实。（5月8日新华网）

早在2006年，北京社科院的《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就指出，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城市，其快速发展带动了相邻的江苏、浙江等地区的快速发展，相比之下，北京对天津和河北的辐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在很多时候是聚集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形成了 “空吸现象”和“孤岛效应”，即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在“环京津贫困带”形成了272.6万贫困人口。有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初期，环京津地区与京津二市的远郊区县基本处于同等发展水平，但2001年，环京津贫困带24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县均地方财政收入，仅分别为京津远郊区县的 1/3、1/4和1/10。

北京的“空吸现象”和“孤岛效应”不仅妨碍周边地区居民的发展权利，也使首都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大大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还制约着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携手共进的道路其实并不遥远，有时遥远的却是咫尺天涯的心。北京市发改委官员的此番表态，显示出在心态上已经初步有了与兄弟省市“天下一家”的味道，至于具体的“天堑变通途”渠道，其实可以不断地想，不断地做，不断地发现、改进和完善：

建立完善统一的生态补偿机制。一方面确定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内容，包括水资源使用权损失补偿政策、限制传统工业发展权益损失补偿政策、生态工程管护费用补偿政策等特殊的资源环境保护损失补偿政策。可以借鉴浙江义乌的水权交易形式，及早建立水资源的互利机制，并以法制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长效机制。

加大对周边贫困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力度，在农业、环保、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等专项补助资金方面给予倾斜。尤其是北京、天津可以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发达的优势，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市属大学教育资源，都可以在传统的“输血型”补偿之外，以人才培养为契机，建立全新的“造血型”周边地区补偿机制。

相应的“造血型”补偿机制，还可以通过优先合理利用周边贫困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并且促进他们的自由迁移来实现。京津中心城市可以出台有关政策，协调各企业事业单位，广泛接纳贫困地区的农民到企业打工，并保持相对稳定。即使户籍政策还不能全面放开，也可以优先对这些地区的民众开放。

平衡地区差距，归根结底是要平衡不同地区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和发展差距，而人的自由流动，则是用市场化手段平衡这个差距的根本道路，比通过政府间转移支付效率更高、作用更明显。不仅节约政府直接投入，而且大大增强自由流动人口的自身“造血”功能；通过“人退、自然进”的办法，又减少了京津地区生态功能区的人口负荷，直接促进生态恢复和改善。

此外，京津中心城市也应该向上海学习，着力帮助解决周边地区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瓶颈问题，为城市群的崛起奠定基础，也为中心城市缓解人口压力和未来全面放开户籍制度奠定基础。
从“空吸”到“辐射”，这是在中外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国城市化浪潮背景下，京津冀城市群崛起的新机遇。北京、天津等中心发达城市的历史性担当，将会使自己的未来收获远大于付出。（社论）

当博士帽与官帽齐飞

当博士帽与官帽齐飞
2008年05月10日 08:52:58 　来源：中国青年报

日前，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不少用人单位对博士学位盲目崇拜，是否拥有博士学位往往成为提升的先决条件或有利因素，直接导致一些官员对博士学位趋之若鹜。（中国新闻网5月8日）

按理说，一个学富五车的官员肯定要比一个不学无术的官员要好得多，更何况，现阶段我国官员的学历水平整体仍然偏低。因此，官员多学点知识，把学历提高点，这和执政党所提出来的“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凡事都是过犹不及。如果把学历当成一个僵化的硬指标，进而发展成为一块仕途上的“敲门砖”，那么，由此所产生的“官员学习热潮”也好，“知识型高官大量涌出”也好，实质上都只不过是博士教育功利化背后的某种虚假繁荣而已。

笔者认为，当前出现“博士学位成升官指标”现象，须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才行，若放任下去，很有可能酿出三大恶果。

恶果一：学历腐败。有很多贪官，在他们落马之后，人们都会发现，原来他们无一例外皆是“高学历崇拜者”。对于这些平日里公务繁忙，且知识基础不是很牢固的官员来说，让他们静下心来到教室上几节课，到图书馆看几本书，然后再挤出时间来好好写几篇论文，这几乎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为了拿到学位，他们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派下属去教室应卯听课，花大价钱请人代写论文，甚至乎，直接向老师攻关，要其在答辩时高抬贵手。更为恶劣的是，有的官员在读博期间，不仅用公家的钱交学费，而且其用来进行利益交换的开销，也是由纳税人来买单的。有迹象表明，伴随着大量官员进入高校在职深造，学历腐败正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腐败形式。

恶果二：教育贬值。在“博士学位成升官指标”的背景之下，自然会有大量旨在 “镀金”和“混学历”的官员通过各式各样的途径进入博士队伍，无形之中就使得我们本已开始贬值的博士教育变得越来越名不副实。以前，博士教育是真正注重质量的精英教育，一个博导最多带一两个博士生，可如今，一个博导除了要带几个甚至十几个博士生，有时还要带若干硕士生，博士教育正滑向“重量不重质”的边缘。更令人担忧的是，不少高官、老总级别的博士生进入高校以后，使得高校学风越发浮躁、功利，博士毕业生水平已远不如前。

恶果三：资源浪费。博士教育是一个国家最高层次的教育，为了培养出真正符合国家建设要求的高级人才，每个国家都会在这方面投入大量的公共资源。然而。唯有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这些公共资源才能物尽所用，不至于被浪费，可如今，大量的官员和老总通过一些不公正的途径和方式进入博士生队伍，并取得学位，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同时，亦是一种明显的社会不公。

可见，“博士学位成升职指标”与经济领域中的“唯GDP论”一样，都有可能滋生出扭曲的政绩观和人才观，不符合科学的人才培养和提拔规律，必须着力纠正。提拔干部，要以能力和德行为重，而不是以虚高的学历为重；培育干部，鼓励干部进修，亦要与工作实际和公众的要求相一致，不能片面求高，盲目攀比。（莫言锋）

高新科技承載改革能量

高新科技承載改革能量

《亞洲週刊》二十二卷　十九期 (2008-05-18)

電腦和高新科技的發展，冥冥中和中華民族的歷史感連繫一起，微妙地承載著改革的能量。

高新科技是兩岸之間的一種奇異的共同語言。在那些日新月異的程式和技術創新中，隱藏著改變兩岸命運的秘密元素。

不管政治上有多少分歧，兩岸都在高新科技的統一標準中，找到超越分歧的動力，贏得更高層次的滿足感，打破西方壟斷。台灣是全球最大的筆記本電腦生產地，也有很多高科技產品傲視全球，而中國是全球網民最多、電腦市場最大的國度。兩者結合就會產生很多大家沒想到的化學效應。

這種化學效應就是互相交叉滲透、影響的功能。台灣高科技能不斷突破，就是靠大陸的龐大市場，也善用大陸的廉價勞工和高檔人才，才可在全球高科技排行榜中位列前茅。

其實兩岸民間社會對電腦的高度重視，潛意識中有一種絕不落人後的強烈情懷，瞭解這場資訊革命的重要性。兩百多年前，中華民族和工業革命擦肩而過，也因此走向了衰敗和屈辱的道路，不但失去了和西方同時崛起的機會，並且陷入了內亂和痛苦的漩渦中。

因而電腦和高新科技的發展，冥冥中就和中華民族的歷史感連繫在一起。中國人再也不能落後了，而電腦竟也微妙地承載著改革的能量，推動全球華人社會的發展。在高新科技世界中，華人的人才輩出，不僅是遍佈北美的大學電腦系和研究機構，也出現了很多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像雅虎的創辦人楊致遠、谷歌的大中華地區主管李開復、YouTube的創辦人陳士駿、阿里巴巴的創辦人馬雲等，都是全球化年代的領航人物。

事實上，互聯網成為了中國大陸改革的支點。當現實社會的言論自由受到限制的時候，當政治改革嚴重滯後的時候，網上的自由和改革的呼聲就成為一種時代的救贖，撫慰了多少的心靈，也喚發了一種社會改革的巨大力量，讓網內改變了網外的命運。如果沒有網民的沸騰和手機短信的動員，廈門PX化工廠的項目就會強行興建；如果沒有網上遍地開花的報導，重慶的釘子戶事件就不會善了；如果沒有全國網民的人肉搜索，山西黑磚窰的奴工就不會被救出來。多少中國的老百姓，每天就在電腦的螢屏前，目擊那些驚天動地的社會變革，並且還可以即時參與其間，網內網外，渾然一體，成為一個獨特的氣場。

這也是影響兩岸的氣場。一個越來越進步的中國大陸，也會帶來一個越來越有希望的台灣。今日的高科技帶來了對未來的高期望，也帶來了兩岸的全新願景。

美国衰落未必是件好事

美国衰落未必是件好事
2008年05月11日 09:44:52 　来源：广州日报

美国衰落，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每当美国外交受挫或国内经济出现问题，总会招来有关美国衰落的一场大辩论。人们对这个话题的浓厚兴趣凸显了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无论其兴其衰，都牵动着国际社会的每一根神经。

上世纪70年代，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催生了系统化、学术化的“美国衰落论”，其代表人物就是哈佛大学的亨廷顿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此之后，1973年爆发的世界性石油危机，曾令世界兴起美国“经济步入更年期”、“领导地位丧失”的论调。1987年，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面世后，再次掀起了“美国衰落论”的狂潮。但几年后海湾战争的大胜，使美国步入“单极” 的极盛点，不仅令肯尼迪的预言破产，还使“美国文明主导论”甚嚣尘上。这一次，扎卡里亚的文章再次让美国衰落这一话题为大家所关注。

现在，美国衰落的迹象确实很明显，到了今天，美国的衰落似乎再也不是杞人忧天，打破美国霸权的神话成为可能。伊拉克战争已经过去五年：在外，美国身陷伊拉克；在内，次级房贷危机预示着美国经济可能走低，美元的“跌跌不休”更是令人们产生了“美国会随着美元一起贬值”的担忧。对美国霸权极其敏感而又忧心的分析人士又开始寻找美国衰落的蛛丝马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号召力和道德感召力下降了，美式民主吸引力下降了，美国引以为豪的“软实力”下降了。

毋庸置疑，期待着美国衰落的人并不在少数。对厌恶美国的人来说，美国是霸权的代名词。当“9·11”事件发生时，他们“弹冠相庆”，认定这就是美国国运结束的开始——他们希望美国的国运结束得更迅速、更猛烈、更彻底。这样的想法不无理由。美国随意出兵推翻主权国家的政府。无论萨达姆政权曾经做过什么，世人都相信，在两年前的那个春天，它并不对美国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即使是对当年曾亲手打造的联合国，当今的美国政府也可无所顾忌，而将自己完全凌驾于其之上，时常试图将其架空。

美国现在是否陷入衰落，还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很多人认为，美国在历史上也曾经遭到多次重大挫折。比如，美国在越战中阵亡5.8万官兵，相当于伊战的16倍。法国抵制美国文化已近一个世纪。但美国仍然是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美国的黏性实力依然属于世界领先，比如美国在教育、科技和创新方面一马当先，拔得头筹；比如美国文化和社会有吸引力，即便在“9·11” 事件后，美国也仍然是外国留学生最热衷去求学的目的国，美国仍然像磁铁一样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当然，美国还有世界上无可匹敌的军事实力。

让我们暂且搁置美国是否陷入衰退的争议。就我们所处的时代而言，在相互依存的现实背景下，美国的衰落并不一定是好事。特别是对中国来说，政治、经济、金融等方面的相互依赖，早已使中美两国成为“一荣共荣，一损俱损”的战略伙伴。这在金融领域最为明显：中国持有的近万亿美元的美元储备。美国无法消化中国经济衰退的后果，同样，中国也不能承受美国过快衰落带来的混乱。

如果说美国衰弱后的国际秩序转型为新两极或多极结构，那么，且不谈中国是否有能力成为新两极的一员，就是看两极结构本身，它也未必一定是更有利的选择。我们不太接受美国的霸权稳定论，但冷战时代的两极秩序也没有带给中国更多的安全。我国能否安全，主要不是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国际格局，而主要是看外国政府采取了怎样的对华政策。（李明波）

中日外交的新蜜月時代

中日外交的新蜜月時代
中國時報 2008.05.11

　胡錦濤訪日並沒有在中日問題上有任何突破性的解決，但是，兩國原則性的和好卻使國際間為之震動，歐洲媒體對聯合聲明認為是里程碑式的文件，美國媒體認為兩國有理由保持良好關係，韓國媒體認為將迎接新的中日蜜月時代。

　這種評論多來自聯合聲明中幾段不尋常的文字，如：「互不構成威脅」、「長期和平友好合作是雙方唯一選擇」。

　日本的外交姿態確實有了變化，與其說這次接待是對胡錦濤個人的尊敬，不如說是對中國的期盼。

　日本要復興經濟絕對離不開與中國合作，日本從美國方面所能得到的經濟利益已到極限，民主黨當政後，貿易政策必然趨嚴，以往民主黨政府在金融貿易上對日本的壓迫，日人應不會忘記，而中國市場卻是有厚望的地方。中國在能源節用與製造技術上卻又很想仰仗日本，合作的領域很廣。

　日本要想擴大國際政治領域也非與中國合作不可。過去的小泉政府認為靠美國就能解決問題，結果犯了大錯，不但未能得到中韓的合作，連東南亞都不敢與之靠近，加上聯合國安理會任常任國一事之慘敗就可知。而依美政策在亞洲形成半孤立也應反省，原因很簡單，日本與中國之對立，使亞洲其他國家深具戒心，唯恐捲入是非。中日和好甚至使相關國家「如釋重負」。

　胡錦濤與日本自民黨的前首相會晤，除小泉純一郎未到外，中曾根康弘、海部俊樹、森喜朗、安倍晉三集體與胡會談，這就說明日本政治風氣已變，小泉式的以中國為威脅的氣氛已漸消失。公明黨後台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與民主黨代表團與胡的會見，也說明了這一點。

　可見「長期和平友好合作是雙方唯一選擇」並非福田內閣興到之作，而是日本政界共同的體認，這便使國際間為之震動。

　日皇明仁夫婦親自送別胡，三天內會晤三次，這應該也是日本政府刻意安排的非常之舉。

　但是東海油氣田及日本加入安理會等重要問題以及日本的歷史反省，卻幾乎完全有意忽略，將來如何不得而知，就現階段而言是擱置爭端，也許正如韓國媒體所說是要開始新蜜月時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