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米酒與香菸的稅捐矛盾

社論－米酒與香菸的稅捐矛盾
2009-05-05
工商時報
【本報訊】
　立法院日前通過菸酒稅法修正案，將蒸餾酒類的稅額從每公升課185元，改為每公升按酒精成分每度課2.5元，大幅調降蒸餾酒的稅負，其主要目的係欲將米酒的價格從現行每瓶180元壓降至50元以下。行政院提案修法的說法是，降低廠商產製及民眾購買私劣酒的誘因，維護國民健康。從今年初，立法院另亦通過了菸害防制法修正案，將菸品健康福利捐從每千支或每公斤500元，調漲為1,000元，大幅增加菸品的稅負，其主要目的係為藉用捐額的調漲，來提高香菸的售價。立法院通過修法的理由是，以價制量，寓禁於徵，減少民眾吸菸誘因，促進國民健康。同樣都是為了國民健康，一個是降稅降價，另一個則是加捐加價，稅與捐的政策相互矛盾，令人感到不解。
　依照我國菸酒稅法規定，不論在國內產製或自國外進口的菸酒，都需要繳納菸酒稅。此外，根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的規定，政府尚可課徵菸酒健康福利捐做為健保準備金的財源。惟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只對菸品課健康捐，並未對酒加徵。由此可見，菸和酒雖然都是學理上所謂的「劣價財」(Demerit goods)，但政府對菸和酒「危害」社會程度的認知仍然有所不同。醫學上菸酒對人身體的傷害已是普遍公認的事實，所以世界各國大都把它列為特許行業，加以嚴格管制，我國亦不例外。根據菸酒管理法，我國菸酒的製造、銷售、產品、包裝、標示等，都有詳細的控管。此外，對菸的消費還另訂有菸害防制法予以進一步的規範，但對酒則付諸闕如。各地的酒類文化甚至還被政府列入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項目，其不但已融入民眾生活之中，若善加利用，更可創造出一種產業特色。無怪乎菸捐的調漲，社會上很少有人反對，但對米酒價格偏高所引起的私、劣、假酒充斥等生活上的威脅，民眾則時有抱怨。
　酒價高低固然與稅額輕重有關，但價格乃是課稅的結果，亦是達成課稅目的的手段，若先限制價格再訂定稅額，則菸酒稅的課稅功能必將大打折扣。這次將米酒改為依每公升酒精成分每度課稅，的確是一項進步的改革。其實，菸酒稅的課徵主要係基於消費的外部性，一是因為過度抽菸喝酒容易傷身致病，增加社會醫療成本負擔，另一則是因為菸酒消費對他人可能造成的或然傷害，包括二手菸污染、酒駕車禍或鬧事等。為維護國人生命安全與公平效率的使用醫療資源，政府自可藉用課徵菸酒稅，要求菸酒消費者自行承擔醫療成本，同時將菸酒價格提高，合理反映社會成本，避免增加菸酒的消費誘因。以此推之，酒稅最適當的課稅標準自應是其酒精成分的高低，而此剛好也為我國這次改採酒精度課稅，取得理論上充足的正當性。遺憾的是，修法後我國蒸餾酒改按每度2.5元課稅，但釀造酒與其他酒類同樣按酒精度課稅，卻是每度徵收7元，造成金額標準不一。既改按酒精成分作為課稅標準，不論何種酒類，只要同一度酒精所反映的社會成本相同，則其稅額就不應有所差異。這次調降稅額，行政與立法兩院一開始便自限每瓶米酒價格不得高於50元，致使稅額連帶受到壓縮，如同先有結果再找答案，整個修法討論的過程，政治性的考量遠超過對專業的尊重。
　菸酒稅的主管機關為財政部，菸品健康捐則歸衛生署負責。依照菸害防制法，菸捐必須每二年檢討一次，且將評估考量因素明列其中。相對地，菸酒稅金額的訂定與檢討則沒有此類明確的規定，換言之，菸酒稅額的調整較菸捐具有「彈性」，但亦因此更需要財政部發揮專業功能，排除政治因素的不當干擾，庶幾才能建構一符合課稅宗旨的公平稅制。就此而言，財政部這次或許做了對的事，但卻沒能完成對的結果。
　總之，菸酒同屬社會認為「特殊」的產品，不管民眾對兩者有否價值偏好上的差異，政府的職責乃係在於透過課稅，合理的反映出菸酒消費所造成的社會成本。政府先設定價格再回推稅捐金額的做法，不但違背了菸酒稅改革的「程序正義」，亦破壞了市場競爭的價格機制。尤有甚者，更進而突顯出現行酒稅與菸捐在政策上的矛盾性。

集遊法 不應永遠只為執政黨服務

集遊法 不應永遠只為執政黨服務
2009-05-05
中國時報
【本報訊】
　集遊法到底是不是惡法？這個問題討論多年，從紅衫軍倒扁開始，正式浮上檯面，偏偏藍的、綠的，不論誰執政，都不想認真處理這個經過大法官解釋確認有違憲之虞的條文。說穿了，凡執政者就免不了希望有法可管控不利己的集會遊行。這一回，國民黨立院黨團終於要動員修法，民進黨團卻準備全面抗爭，民進黨的理由是：行政院版（藍版）的修正草案，形同退回到戒嚴時期的設計。
　民進黨團的抗爭理由就算言過其實，也不是沒有道理。為什麼？集遊法原本是許可制，不許可的後果就是警方有權舉牌警告，三次舉牌不聽可以驅離。過去多年來，不論是政黨或社運團體的集會遊行，在與警方衝撞後，取得的默契就在這舉牌之間的些許空間，特別是弱勢團體的抗議，多半未事先登記，而是以陳情、請願之名，赴主管機關表達訴求後，警方舉牌二次就離開。
　但在修正草案的規範下，儘管從過去的許可制，改為報備制，但卻是「全面強制報備」，未報備者，一律裁罰五萬元以下的罰鍰。或許有人認為五萬元不過區區之數；對大型政黨而言，可能如此，但對弱勢社運團體而言，簡直形同變相剝削。不要忘了：集會遊行是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修正草案的規定的確限縮了弱勢社運團體的集會遊行空間。
　執政者最簡單的思考邏輯是「方便管理」。解嚴之初，國民黨政府擔心集會遊行失控，所以採取許可制，但是，政治抗爭誰管你失控不失控？當年的集會遊行從街頭打到車站，打疲了，萬年國會改選，總統也民選了；直到政黨輪替，集會遊行在民主漸趨成熟的台灣，慢慢成為一種社會集體療傷的嘉年華會。紅衫軍最緊張時，五十萬人上街頭，什麼事都沒發生，唯一引爆衝突的，就是民進黨政府採取強勢禁制作為的時候。集遊法不但保證不了貪汙者的清白，更強化了人民對腐化政權的惡感。
　當不懂得肢體抗爭的紅衫軍或泛藍軍，嘗到在街頭被國家暴力驅趕的滋味，「集遊法是惡法」一語驚醒夢中人般，成為藍營的政治訴求。從扁執政末期，修正集遊法就是國民黨團力爭的法案，不知道是民進黨團真厲害，還是國民黨團真懶散，這個法硬是拖到了二次政黨輪替還沒修；國民黨團硬是忘了這個「惡法」的存在，直到紅衫軍總指揮施明德準備吃牢飯了，國民黨才恍然自己對「友軍」多麼不仁不義，開始修法的實際行動。遺憾的是，國民黨又執政了，思考邏輯又變了，改許可為報備是扁執政時期國民黨的主張，為了避免社會譏評，就鬧出這麼個全面強制報備，非但如此，還給了警察機關莫大的裁量權，可以修改報備團體的遊行路線，從藍到綠、從綠到藍，唯一不變的是法律永遠為權力者服務，這叫升斗小民如何心服？
　政治多麼殘酷，又多麼諷刺！國民黨執政時期訂的集遊法，讓國民黨在野時吃盡苦頭；民進黨執政時不肯修改的集遊法，讓民進黨在野後捉襟見肘。可悲的是，因為執政時無視惡法，甚至以惡法壓縮人民集會遊行空間，如今民進黨再大聲疾呼，都不再有創黨時期衝撞法律的正當性，因為人民終於搞清楚了：民進黨的正義是選擇性的正義；五一七也只是民進黨、而非全民的五一七；只是，我們不禁要問：國民黨的正義呢？難道也是選擇性的正義嗎？
　法律制度不是政治，即便有若干模糊空間，終究要有一個齊一的標準，不因政黨輪替、不因執政顏色而有變化。藍綠政黨都嘗過執政的甜美滋味、都嘗過政權驟失的苦澀，更應該體會人民的需求與基本權益不可違逆。集會遊行可怕嗎？只有貪汙腐化的政權才會怕，怕也逃不了被人民唾棄的命運；得人心的政府即使嗆聲如影隨形也不必怕，因為台灣民主成熟到多數民意分辨得出是與非、好與壞。
　在朝野兩黨揚言動員對決的最後時刻，我們呼籲藍綠兩黨重新想想，自己對不對得起支持你們的民意？請還給民眾憲法賦予的基本權利，給我們一個不因政黨輪替而有別的社會正義。

章魚般的幽靈：「台灣地位未定論」

章魚般的幽靈：「台灣地位未定論」

【聯合報╱社論】 2009.05.05 06:35 am

日本駐台代表齋藤正樹公開發表「台灣地位未定論」，這當然不是他事後所謂的「個人見解」能夠緩解的；外交部的「表示遺憾及嚴正抗議」也是色厲內荏，若命其離境換人亦在情理之中。 台灣從來就不曾有地位問題。日本於一八九五年以馬關條約強行割據台灣，但後來對日抗戰，國民政府宣布廢止對日一切條約；而後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簽署降書，都一再確定台灣的歸還。因此，所謂「台灣光復」無論就法律或歷史而言，皆毫無任何疑義。 不過，當我們為了「台灣地位未定論」而譴責日本時，不能不知道戰後的日本，在本質上只是美國的從屬，真正的主宰則是美國；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原是美國一度想炮製的東西，後已知難而退，日本所扮演的只不過是美國的反舌鳥而已。 美國對台，溯自十九世紀起即念茲在茲，從未或忘，儘管它的許多圖謀並未成真，但初衷不變，總是隨著情勢的發展而做著調整。戰後台灣光復，但緊接著國民政府 在大陸失敗、韓戰爆發，美國的企圖遂又有了機會；杜魯門在派遣第七艦隊的文告中，即曾楬櫫台灣地位未定的說法。美軍駐日司令部更曾表示過要透過台灣地位未 定這種說法，藉著對日和約，而將台灣置於美國或聯合國託管下；因而，美國為了炮製「台灣地位未定論」，以蘇俄不承認國府為藉口，將兩岸排除在外，導演了一 場「舊金山和約」。由於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需要美國的支援，遂低調處理，但此後舊金山和約即屢屢成為「未定論」的張本。 因此，當人們在譴責日本官員的「台灣地位未定論」時，不能只是選擇性的拿日本當箭靶，而更應深入探討它的時代脈絡。歸納起來，我們可說： 一、就歷史脈絡而言：「台灣地位未定論」乃是美國介入中國內政，企圖以「超法律」實力為後盾的「舊金山和約」，凌駕「開羅宣言」等一系列法律文件的炮製手 法；企圖透過「台灣地位未定論」，形成政治操作空間，故是一種帝國霸權主義的餘緒。例如，後來美日「二加二會議」將台灣納入「周邊有事」之範圍，即由此而 延伸出來。 二、就時代意義而言：美國模糊化開羅宣言等一系列國際條約文件，炮製出「舊金山和約」，將台灣納為保護，固然使得台灣得以維持住與中國分離的「現狀」，但 台灣內部也因而出現「台獨」與「獨台」這兩種發展。齋藤風波後，藍營還有立委表示「他其實是在幫台灣利益講話」，所反映的即是國民黨內不少人早已內化了的 心態。 三、就意識形態而言：二戰之後，美國始終將台灣視為是它的「戰利品」，可以任意支配，美國自認擁有超法律的支配權，要把「戰利品」給誰皆可；美國將琉球群 島連釣魚台列嶼一併「給」予日本即是例證。「台灣地位未定論」其實也是一方面牽制中國，另方面又對國民政府統治合法性故示模糊的某種操控；五○年代美國曾 企圖在台導演軍事政變，以及宣揚「外來政權論」，都是「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延長。 因此，齋藤代表在兩岸開始良性互動、已漸有可能解決爭端的此刻，再提「台灣地位未定論」，恐怕不是「個人意見」所能解釋；難道想要倒撥時鐘，挑激兩岸之間的矛盾對立？ 正基於此，政府當局不能只做一番表態即讓事情過去，而是應該對整個「台灣地位未定論」重做回顧及嚴正駁斥，並對國家立場提出願景。齋藤的發言只是插曲，那個縈繞台灣上空，始終企圖干涉內政及炮製仇恨對立，有如章魚般無所不在的幽靈，才是我們要警惕並防範的。

CLASS's angelic singing at TECRO's garden party

姚小遠：文化大師和文化婊子

姚小遠：文化大師和文化婊子

【大紀元9月18日訊】「黃鐘毀棄，瓦釜轟鳴」是我們這個年代的特徵，在這樣一個文化混亂、沒有大師的年代，橫空出世一個大師是多少有些滑稽和荒謬的事情。

在瞎子的王國裡，獨眼龍是一定可以做國王的。在視力完好的國家，如果獨眼龍跳出來要做國王或者被封為國王，那是一定要出醜丟臉的。余秋雨成為文化大師，本來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是，在我們這樣一個年代，余秋雨成不了文化大師，倒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坊間曾經流傳的關於婊子們手袋裡要放余秋雨《文化苦旅》的版本故事，就是對文化大師余秋雨最好的犒賞。好女孩上天堂，壞女孩走四方。上海灘的高級婊子們穿的用的都是大品牌，而且往往還能引領時尚，從這個角度來看，余秋雨作為上海版本的文化大師，是絕對恰如其分的。想像著《文化苦旅》在保險套、衛生巾、口紅眼影睫毛膏、印度神油和西班牙蒼蠅間如魚得水的從容不迫，那種感覺真是妙不可言啊！

人說培養一個貴族要三代人的時間和努力，而誕生一個文化大師卻絕對比培養貴族要難許多。所謂大師，既要有深厚的學養、真知灼見、遠見卓識，經得住推敲，又要有擔當和社會責任，成為一個國家、民族和年代的良知。文化大師，絕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以中國二千餘年曆史計，能夠稱得起大師的，可謂了了。倒是西安八仙庵算命的道士姑子，妄做大師的很多，但那種大師跟爛鞋底子一樣，可以提溜出一串兒，想來余秋雨不在八仙庵的姑子道士之列。說到學養深厚，真知灼見、遠見卓識和經得住推敲，余秋雨也肯定不能位列其中。至於有擔當和社會責任，那簡直是苛求余秋雨。如果余秋雨這廝能夠成為我們這個國家、民族和年代的良知，那我們的良心簡直是大大地壞了，不被狗啃，也是要遭報應的。稍微瞭解余秋雨履歷的人都知道，余秋雨如果是一個有良知的人，那母豬一定都可以進化到上樹去操大猩猩的屁股了。

說到文化大師，除了上述要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要有文化傳承和形成大師的社會現實土壤。把國學大師王國維等放在新中國的環境裡成長下來，能做一個好的大學老師已經不錯，做國學大師簡直就是奢望。在一個被摧毀文化傳承的廢墟上，建設高樓已經是不容易的事情，還要聳起一座豐碑，簡直是癡心妄想。我們這個普遍浮躁的物質主義年代簡直是一塊鹽鹼地，治學都已經成了做生意，在這樣的土壤上收穫大師，那簡直是在一個陽痿患者的雞巴上去尋找雄起的力量。

退一萬步，即使為了某種需要豎立一個大師來，堂堂中國找起比余秋雨更具大師氣質和范兒的人也是大把。將余秋雨當作文化大師，那些古往今來的文化婊子們就都可以粉墨登場，要我們給他們來立貞潔牌坊了！(http://www.dajiyuan.com)

曹長青：美國新總統的台灣盲點

曹長青：美國新總統的台灣盲點


【大紀元11月25日訊】美國要改朝換代，民主黨的奧巴馬取代共和黨的布什主掌白宮。下屆美國政府的台海政策是甚麼走向，奧巴馬的中國政策和布什有何不同？不僅西方專家在分析，台海兩岸的學者，也開始關注。因它不僅對台海，對整個亞太安全，都舉足輕重。
但專家們想找出奧巴馬的台海政策到底是甚麼，比較困難，因為奧巴馬和以前的總統不同，他從政時間太短，在選上總統之前，只當過四年的聯邦參議員，更無出任外交職務，也沒有做過外交事務研究，專家們可以找到的依據很少。
目前有限的資料是，奧巴馬競選網站刊出的亞洲政策論述，奧巴馬去年七月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發過的那篇題為〈重振美國領導地位〉（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的文章（其中五次提到中國，沒有提到台灣），該文明顯是他2004年參選聯邦參議員時發表的那篇政策文獻，只不過篇幅更長（五千多字），更詳細了一些。

●新總統是「克林頓第二」？

另外，在大選前，北京的「中美商會」曾寫信給奧巴馬和麥凱恩，要他們各自闡述一下對華政策。奧巴馬寫了兩頁紙，麥凱恩寫了一頁（刊在該商會《中國動態》上），但這些回答基本是泛泛簡談。在大選激烈拚殺之際，他們哪有時間坐下來詳細寫甚麼台海政策，兩頁紙的所謂「闡述」，完全可能是他們的亞洲智囊們代答的。
但從上述這些有限文字也可以看出，奧巴馬對台海事務相當生疏，他在《外交事務》上的國際問題論述，也沒有多少新意，基本是過去民主黨的常規性主張，強調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國際爭端，強調合作、共識，不可單邊主義。但離譜的是，奧巴馬在回顧過去百年美國歷史，強調對美國和國際安全的貢獻時，只是提到三個民主黨籍總統（二戰時的羅斯福，韓戰時的杜魯門，還有古巴飛彈危機時的肯尼迪），居然隻字沒有提到領導自由世界對抗共產蘇聯，打贏了冷戰的共和黨籍總統里根，也沒有提到更近的領導三十多國聯軍，打敗了薩達姆，解放了科威特的老布什總統。這種黨派化的解讀歷史，顯示奧巴馬對國際事務缺乏深入認知，更有相當的主觀偏見。而且該文還提出，要在今年3月31日之前，把美國的全部戰鬥部隊從伊拉克撤出，這更是對伊拉克以及美國在中東戰略利益的不負責任（後來看到民意不支持，奧巴馬又改口說，將來再制訂撤軍時間表，不再提3月底或幾月全部撤軍了）。

●拜登的糊塗登峰造極

奧巴馬無論在這些文章，還是競選電視辯論等，都沒有提到台灣這兩個字，只有在其競選網頁上的亞洲政策論述，提到台灣安全，也只是一筆帶過。但在論述對中國政策時，奧巴馬的基調很清楚，主軸是要和北京建立友好關係，強調的是合作，既沒有布什剛上台時提出的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更沒有要警惕制約中共軍事崛起（威脅台灣）的戰略考慮。雖有人擔心，奧巴馬可能傾向貿易保護主義，因他提出要通過稅收槓桿制約企業，把商機留在美國，並由此可能和中國就貿易失衡、知識產權等問題產生摩擦。但由於奧巴馬的中國政策主軸是發展更好的關係，在此大原則下，即使有摩擦，也不會升級到哪裏去；奧巴馬的中國政策，很可能比當年到中國、在獨裁者土地對民主台灣說「三不」的克林頓更親北京。
從選擇參院外委會主席、所謂「外交老將」拜登做副手，也可看出奧巴馬自認外交是弱項。美國目前房貸金融風暴纏身，經濟等內政更是新任總統需馬上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因此奧巴馬上任初期，美國的外交很可能由拜登主導。而拜登的外交思路，不僅跟克林頓大同小異，更對邪惡有浪漫情懷。例如，在上屆美國總統大選時，拜登是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凱瑞的主要外交顧問，但當時寫入民主黨黨綱的台海政策，竟然說香港的「一國兩制」是解決台海問題的最好模式。真是愚蠢至極。任何對台海政治有點基本常識的人，都不會同意把台灣變成香港第二，但拜登就能糊塗到如此登峰造極。
另外從奧巴馬啟用的三位主要外交顧問，也可看出美國新政府的對外政策，尤其是台海政策，基本還是走過去民主黨政府的老路。因這些顧問，都是前民主黨政府官員，例如有卡特總統時的國家安全顧問布裡辛斯基，克林頓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雷克，以及克林頓時的國安會中國事務官員貝德（Jeffrey Bader）。後來在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擔任「中國中心」主任的貝德，自大選以來，一直擔任奧巴馬的首席亞太政策顧問。貝德會講中文，對台海事務非常熟悉。

●奧巴馬，馬英九，路遙知馬力

貝德和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Douglas Paal）在今年九月號的《遠東經濟評論》上合寫了一篇評論台灣安全的文章，題目是「台灣應汲取格魯吉亞的教訓」（Georgia』s Lessons for Taiwan）。文章從俄國軍隊入侵格魯吉亞事件，強調台灣不要踩共產黨的「紅線」，不要惹惱中共。文中提出的六條建言，沒有一條提及台灣在國際上被中共打壓，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的尊嚴和選擇權利等根本性的問題，幾乎仍是基辛格式的不顧原則、道義的政治算計；甚至還提醒美國政府，要在對台軍事承諾上持謹慎態度。也就是說，不要給台灣更多、更堅定的軍事保護承諾，以不刺激北京。
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中共特使陳雲林來台灣，奧巴馬陣營對此表態說，支持和北京接觸的政策。雖然沒明說支持國共合作，但基本是這個意思。奧巴馬的首席亞太政策顧問貝德，最近多次接受電視媒體採訪，都誇獎中國有進步，北京奧運會多麼成功等等。在北京奧運開幕之前四天，貝德還發表文章，警告美國兩黨總統候選人，在這個時候千萬不要批評北京。對於中共政權在奧運前窮兇極惡地鎮壓異議聲音，並用「清場」方式，把很多自由派知識份子趕出北京，這位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就視而不見，並呼籲美國要「噤聲」，以不觸怒中共這個惡霸。
如果這樣一位所謂「中國通」進入奧巴馬政府的國務院，主導台海政策，再加上那位要用一國兩制模式解決台海問題的拜登主導美國外交，可想而知，奧巴馬的台灣「盲點」會有多大。奧巴馬，加上說任內要和中共簽《和平協議》的馬英九，這兩個「馬」，如果都這麼相信共產黨，那真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台灣的前途無法不令人擔憂。
──原載台灣《看》雙月刊2008年11月第25期

曹長青：哈馬斯和亨廷頓的文明衝突

曹長青：哈馬斯和亨廷頓的文明衝突

【大紀元1月3日訊】以「文明衝突論」而聞名的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也譯杭廷頓），在聖誕節前一天去世。兩天後，以色列和哈馬斯的軍事衝突爆發。這場至今持續的危機，似乎在佐證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因以色列人多信奉猶太教，哈馬斯所在的巴勒斯坦，是信伊斯蘭的穆斯林世界。
巴以衝突是個老話題，在過去半個世紀，這種區域衝突從未間斷。但是如果用它來證明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並不具說服力。因為同是穆斯林國家，土耳其早在1952年就加入了西方軍事集團「北約」，並在朝鮮戰爭中和美軍協同作戰，抗擊金日成的共產軍隊。世界上最大的伊斯蘭國家是印尼，有兩億穆斯林，但近年也走向民主，也沒和西方發生軍事衝突。在十億人口的印度，有一億三千萬穆斯林，不僅沒有與西方衝突，並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
只從這幾個例子也起碼可以看出，巴以衝突的根本原因並不是宗教和文化，而是民主和專制這兩種價值的衝突。
在伊拉克被美軍解放進行民主選舉之前，以色列一直是中東唯一的民主國家。從1948年建國至今，以色列已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了31屆政府，今天的艾胡德‧奧爾默特是第12位總理（奧爾默特和中國還有點關係，他祖父是中國的猶太僑民，父親在哈爾濱長大，說流利中文，22歲時移居以色列。奧爾默特曾去哈爾濱給祖父掃墓，據說可以聽懂中文）。
由於有民選制度，以色列的政府就必須聽從民意，無論是左翼、右翼執政，還是中間派上台，都是選票決定。在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環境下，各種政策都可以被自由地辯論，所以多數選民形成的政策傾向（投票）自然最接近現實，迫使政府的對外政策朝向理性、務實；否則下次選舉就得下台。
正由於以色列是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所以成為中東最自由、最富有的國家。雖然土地之少（不到二萬平方公里）在全球只佔第151位，但生產總值卻排世界第44位；人均收入二萬六美元（2006年），排世界第28名。
反觀巴勒斯坦，不僅沒有民主，經濟更非常落後。在中國最瘋狂的文革時代，當權者還提出抓革命促生產。而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們，從來不用促生產，因為有伊朗（以前還有薩達姆的伊拉克）等阿拉伯國家提供資金和援助，他們只管抓革命，對抗以色列。中國人印象很深的巴解領導人阿拉法特，一直獨掌大權35年，一直到死；掌權長度超過毛澤東、斯大林、波爾布特等（古巴的卡斯特羅掌權最長，到2009年，就掌權50年！）而且阿拉法特曾進行過20多年像今天賓拉登那種恐怖主義活動，雖後來放棄，但像他手下的「烈士旅」（這名字就令人恐怖），還有哈馬斯，都是著名的恐怖組織。哈馬斯的頭子曾公開說，「猶太人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愛惜生命」。於是他們就抓住這個「致命弱點」，用殺害以色列平民來實現他們的政治目標。
專制本身，就是阻擾一切人類進步的惡魔，而有意殺害平民的恐怖主義手段，更是對人類最基本的文明的挑戰。今天，巴以衝突的根本癥結就在這裡！
但每當有巴以衝突時，那些阿拉伯專制國家，還有某些西方左派媒體，更有中共喉舌等，就異口同聲譴責以色列，說它以強凌弱，造成大量難民，不讓巴勒斯坦建國。但這些指控都不符合歷史事實：
第一，關於建國和難民。早在1947年聯合國就通過決議，同意巴勒斯坦分治建國，但它自己沒有建立；反而在以色列建國的第二天就同埃及、約旦、敘利亞等五個阿拉伯國家，一起進攻以色列，要把這個剛成立的國家滅掉。結果阿拉伯聯軍被以色列打敗，由此造成了幾十萬巴勒斯坦難民。如果追究這個責任，也是阿拉伯國家侵略在先，是他們自己的政策錯誤造成的。
第二，關於以強凌弱。以色列和周邊阿拉伯國家發生的幾次戰爭，要麼是因那些阿拉伯國家聯手進攻以色列，要麼是以色列先發制人，阻止他們明顯的入侵企圖。阿拉伯國家發動的這些戰爭，全部的目的，就是今天伊朗總統所宣稱的，要把以色列從地球上抹掉。他們就是不讓以色列這個國家在中東存在，要把它趕進大海。以色列是聯合國1947年通過決議同意成立的國家（美蘇等33國贊成，13國反對，10國棄權），並在建國第二年就加入了聯合國，為什麼一個至今已有60年曆史的聯合國成員國，就不可以在這個地球上存在？
美國一直不承認古巴共產政府，但美國絕不會不讓古巴這個國家存在。近年美國打了兩場戰爭，剷除了薩達姆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權，但美國卻沒有不允許這兩個國家存在，反而投進大量人力財力保護這兩個國家並促其發展。今天，哈馬斯、阿拉法特的傳人們，還有伊斯蘭世界的毛拉們，就是不讓以色列這個國家在地球上存在，就憑這一條，這場衝突的是非就一目瞭然。
而且以色列只有728萬人（2008年），而阿拉伯國家有一億多。不能因為每次戰爭阿拉伯國家都被打敗，就說它是弱者。更不應用強者、弱者來劃分對錯。舉例說，大家都在電視上看過警察追擊罪犯的現場直播，警察的車是一流的，武器也高級，而被追擊的罪犯，往往開著破車、拿著二手貨的槍。難道你就因為警察是強者，就同情、甚至支持那個的被追擊的所謂「弱者」嗎？有人會說，你這樣比喻，不是等於把那些阿拉伯國家說成是罪犯了嗎？沒錯。那些對內實行政教合一的專制統治，對外還要剝奪以色列人的地球生存權，並使用人類有史以來最卑劣、最殘忍的自殺炸彈方式，有意殺害平民，炸超市，炸公共汽車，甚至炸婚禮，炸教堂，炸校園，炸老人療養院，主導這些惡行的國家不是罪犯又是什麼？！
以色列最常被指責的，是霸佔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在阿拉伯國家進攻以色列的戰爭中，以色列確實乘勝佔領了埃及的西奈半島、約旦河附近等一些土地。但在埃及承認以色列的存在，並保證和平相處之後，以色列就把西奈半島還給了埃及，後來約旦承認了以色列，雙方土地問題也同樣得到解決。對於巴勒斯坦人也是這樣，早在幾年前，以色列軍隊就撤出了加沙地帶，把巴勒斯坦交給阿拉法特的巴解來管理。但哈馬斯們卻把加沙等地，變成了恐怖襲擊以色列的基地。以色列在西岸地區花巨資修築了681公里的圍牆，防止哈馬斯越境襲擊，但哈馬斯卻在圍牆底下挖地道，還是進入以色列濫殺無辜。只要人多的地方，他們就用自殺炸彈去炸。他們不僅不珍惜別人的生命，也不看重自己的命。這次巴以衝突，起因就是哈馬斯向以色列居民區發射火箭彈，以色列忍無可忍，必須反擊。這和2006年以色列對黎巴嫩的轟炸是一樣的，當時也是因為恐怖組織真主黨越境殺害以色列人。
所以，連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也在《紐約時報》撰文說，中東要想有永久和平，阿拉伯國家必須承認以色列的存在。但只要巴勒斯坦沒有民主，沒有新聞和言論自由，繼續目前這種利用宗教煽動民族主義狂熱、繼續哈馬斯的恐怖主義，那麼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國家就不會承認以色列的存在。所以說，根本的問題，還是民主和專制的衝突問題。而不是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文化會有衝突，但文明沒有衝突。那種有意殺害平民的恐怖主義不是文明，那種女人不如一頭駱駝值錢的價值觀不是文明，那種毛拉們一手遮天的政教合一統治不是文明。
近年常在半島電視等跟毛拉們辯論的來自阿拉伯的傑出女性蘇爾丹（Wafa Sultan）提出一個遠高於亨廷頓的觀念，她說，「文明之間沒有衝突，只有競爭。」「我們目睹的這場在全球範圍的衝突，不是宗教的衝突，或文明的衝突。它是兩種相互對立的東西、兩個時代的衝突；它是那種屬於中世紀的心理和21世紀的思維之間的衝突；它是先進和落後的衝突；文明和原始的衝突；理性和野蠻的衝突；它是自由和壓迫的衝突；是民主和專制的衝突……」
2008年12月31日於美國（原載《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中国的统计数字怎样才完美

【新纪元】谢田：中国的统计数字怎样才完美
作者：宾州费城爵硕（Drexel）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学助理教授：谢田

【大纪元5月2日讯】完美一词，常见诸报端，也常出现在人们的言语之中。但世上称得起“完美”的人和物，还是非常的稀罕。那天，有个“职场一百问”的读者雪俐问到，她已工作十几年，总有几位难以相处的同事，她也因此换了几个工作。她最后问是否她太要求完美了。笔者开玩笑的回答她，“不是你太要求完美了，而是这个世界太不完美了。”

完美的内涵和外延

完美的定义，是一种“完整无缺"和“完美无瑕"的状态。在不同领域，完美有着非常不同的涵义。许多离散学科，特别是数学、物理、化学、伦理学、美学、本体论和神学中，人们都用不同的概念描述着完美这一名词的内涵。
完美的悖论也发人深省。哲学家认为，“完美”有两个平行的定义，一个是严格的，就是“完美”（perfection），另一个是松散的，是“优秀”在西方，从文艺复兴时开始就有这样一个悖论，亦即“不完美是最完美的”，或者“最大程度的完美，就是不完美”。
十六世纪意大利学者瓦尼尼（Lucilio Vanini）和法国学者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提出了完美的悖论，他们又都提到了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他们的论点是，如果世上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它不能改善，它将因此缺乏“真正的完美”；而“真正的完美”，则依赖于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

古希腊的完美和轮回

对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来说，“完美”就是“完整”，不能有任何的增删。中国人描述完美的人体“增一分太胖、减一分太瘦”，也有这个意思。对于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来说，完美依赖于“不完整”，因为后者有日渐趋于完美的潜力。这似乎与东方的因修炼而趋于全善、全美，遥相呼应。
恩培多克勒来自西西里，他用诗歌写作，但诗作大部份已经散失；他发现空气是独立的实体，是有质量的，还发现植物也有性别。有意思的是，恩培多克勒曾自称为神，同时又自认是罪人，来人世是为自己的不虔敬赎罪来的。
恩培多克勒的一个论点完全区别于今天的西方宗教，他承认轮回转世，认为一些通过许多次投生轮回而得免于罪恶、保存了自身纯洁的人，又回到世人中间，以先知、歌者、医生和君主出现。这些人最终达到了与诸神同在的永恒幸福，免受命运的摆布。这其实跟今天东方的伟大修炼，通过自身的提高摆脱生老病死、轮回之苦，都不谋而合。

完美的数据和可预见性

显然，中共的统计官员和红朝新贵，既不相信希腊先贤的轮回之说，也对“完美”的不完美本质缺乏认知。所以，在世界经济一片萧条、中国经济面临崩溃时，反而鼓捣出中国经济“完美”的数字，为世人徒增许多笑料。
正常国家的经济学家，常为“不完美”的经济数据发愁，为“不完美”的数据不符合其“完美”的数学模式而发愁。
比方说，美国房市现在一塌糊涂，大量房子不能出手，买主捂紧了腰包，或者借不到钱。但不久前的一个月，新房开工率却突然上升。这完全出人意料，也难以解释。因为市场上还有那么多的房子有待消化，为什么还要开工建新房子呢？不可思议。但这也恰恰是经济学为什么那么引人入胜，因为它太扑朔迷离、太复杂了。
中国的统计数字非常“完美”，堪称世界奇观。西方政府不直接说中共在造假，但会另外发掘、弄出自己的数字。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数字，往往在中国之外和之内，都更加令人信服。图为香港股市内恒生指数映衬下一男子的剪影。（AFP）

中国的数据过于“完美”，是因为它太听话，太容易“预见”了。
官方说首季经济增长6.1%，消费、投资、出口的贡献分别为4.3%、2.0%及-0.2%。其中，进出口的数据是较为可靠的，这不是因为人们特别相信这个政府，而是这个数据可经由其他国家的对华贸易间接估计，不易造假。中国出口下降人人皆知，出口对GDP的贡献也人人皆知。政府需要“保八”，知情人都知道不可能，那首季6.1%的增长，就显得特别的“完美”：离“保八”有些距离，但距离又不那么遥远，还有希望达到。
另外，消费、投资、出口对GDP的贡献也在意料之中，也非常的“完美”。既体现了出口下降对经济的影响，又体现出政府鼓励内需、鼓励消费的政策“卓有成效”，投资带动也有了一定的效果！

完美数字的世界奇观

中国统计数字“完美”，早已是世界奇观。西方政府一般不会说中共在造假，但会自己另外发掘、弄出自己的统计。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数字，往往在中国之外和之内，都更加令人信服。
经济数字如果非常“完美”，一个可能是数字出现在完美的社会，经济活动符合严格的定律。再有一个可能，就是数字是人们使之刻意“完美”起来的。而刻意完美起来的数字，肯定会有过程中不完美的马脚。
拉动内需时，说家电下乡补贴了104亿元、汽车下乡补贴50亿。补贴就不对劲，说明农村的需求和购买力没有到位。农村来的消息表明，农民们根本就不理会家电下乡，因为没钱买也不需要，买了也没钱付电费。从明年中国农村能源消耗上，人们就会发现电器究竟下乡了没有，还是转了一圈又兜回来了。
中国的数字虽然完美，国外的经济机构却不配合，也不帮中国的数字变得“更加完美”。总部设在巴黎的经合组织（OECD）三月初发表的元月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元月的综合先行指数（CLI）再度下降2.1至87.4，年降幅14.8，降幅仅次于俄罗斯，居经合组织所有成员国第二位。这根本就是在与中国政府唱反调、一点面子不给的。

数字怎样才能完美

中国统计数字不真实，人们会另寻途径核实。比方说外商撤资外逃现象严重，最高法院透露了出来，在国际社会成为笑柄。人们居然需要通过法院，来了解和核实外资撤离中国的现象有多严重。
统计数字怎样才能变完美呢？其实，要完美也很简单，就诚实的记录一切经济数据，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以及现在还不知道是好是坏的，就如实、忠实的报出来，就行。经济活动本来就错综复杂，是上帝“看不见”的手在操纵。人们只要记得希腊人早就告诉我们的，“不完美才是最完美的”，就好了。◇
转载自新纪元周刊119期【商管智慧】栏目(2009.04.30~05.06)

胡少江：中國降息的效果難以預測

胡少江：中國降息的效果難以預測

【大紀元11月29日訊】中國人民銀行宣佈，從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起，下調金融機構一年期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各一百零八個基本點；並對其他期限、檔次的存貸款基準利率也作出了相應調整；此外還下調了中央銀行再貸款、再貼現等利率。在降低利率的同時，中國的中央銀行還宣佈將從十二月五日起，將大型和中小型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分別下調一百個基本點和二百個基本點。
這是中國自九月中旬以來的第四次降息，與前三次降息的幅度相比，此次降息的幅度分別是前三次降息幅度的四倍，換言之，這一次的降息的幅度比前三次降息幅度的總和還要整整高出三分之一；事實上，這也是自一九九七年來來，中國央行降息幅度最大的一次。總之，近來中國降息的決定如此之頻繁和降息幅度如此之大，都表明中國政府對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困境深為擔憂。
降息和降低準備金率是一國政府通過擴張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的最常見的手段。中國政府當前採取的激烈的擴張的貨幣政策，是對其前不久出臺的四萬人民幣投資的擴張的財政政策的一個必要的補充。其實，號稱四萬億的財政刺激方案有很大的水分，中央政府顯然是無法照單支付的。現在看來，大量的投資將通過向銀行貸款的方式進行。此次大幅度降息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降低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向銀行貸款進行投資的成本，以期由此刺激貸款投資的規模。
從資金供給的角度看，降低銀行準備金率，則是為了為銀行釋放更多用於貸放的資金。截至今年十月底，中國的銀行系統共有四十七萬多億的存款規模，將準備金率降低一個百分點，等於為貨幣流通系統增加近四千七百億的貨幣供給。當然，這只是一個理論資料而已，銀行是否願意將可用於貸款的資金貸放出去，有著多方面的考慮。當前的實際情況是，絕大多數的銀行並不缺少貸款資金，相反他們是有資金而不願意向企業貸款。而這主要是由於企業的經濟效益普遍下滑，銀行擔心帶出的款項將成為壞帳。因此除非中國政府通過行政命令強迫以行貸款，否則銀行不會有太大的增發貸款的積極性；反之，如果中國政府通過行政命令迫使銀行貸款，不難預見，中國銀行系統的壞賬將迅速增加。不久便將會成為威脅中國經濟的又一顆定時炸彈。
中國銀行系統的存款中，有百分之四十二左右來自居民的儲蓄存款。一般而言，降低銀行利率意味著儲蓄利息收入的降低；從而降低居民的儲蓄欲望，刺激他們的消費欲望。但是，在中國現有的收入分配結構下和社會經濟政策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低收入者並沒有多少可以動用的存款，他們的存款基本上都是應對急需的救命錢，這些存款的利率彈性很小。相反，銀行利息降低實際上降低了他們的存款收入，甚至可能迫使存入更多的錢以備急需。更有甚者，由於降低後的銀行存款的名義利率已經降低到百分之二點五，低於當前消費物價指數一點五個百分點。所以，中國的低收入者將由此遭受損失。這不僅不利於提高消費，甚至有可能由於負面的“收入效應”減少絕大多數居民的消費。
鑒於以上分析的多方面因素，自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政府的貨幣政策所表現的效果一般並不十分明顯。此次的降息的舉動很有可能有著同樣的命運。它雖然可能會通過政府的“信號效應”在短期給股市帶來一些小的刺激，但是從中長期看，未必能夠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品質、銀行的效益和金融系統的長期穩定，以及低收入人群的福祉真正地帶來好處。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胡平：只有中國才能救資本主義嗎？！

胡平：只有中國才能救資本主義嗎？！

【大紀元3月4日訊】
最近，我在一家國內的網站上讀到下面一段話，很有意思：

1949年：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1979年：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

1989年：只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

2009年：只有中國才能救資本主義。

說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是毛澤東講過的一句話。1949年，中共奪取了全國政權，中國開始實行社會主義。30年後，國人發現，社會主義搞得一團糟，遠遠比不上其他那些實行資本主義的國家，於是不得不進行經濟改革。改革的方法就是引進資本主義。那時候很多人都認定，"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到了1989年，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相繼變色，中國成了僅存的社會主義大國。因而又變成了"只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救社會主義的辦法是不問姓社姓資，實際上就是更多地引進資本主義；不過，中國的資本主義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是共產黨專制下的資本主義。可是，等到了2009年，美國發生金融風暴，引起全球性的經濟危機，相比之下，據說中國的經濟反倒一枝獨秀，略勝一籌，因此不少資本主義國家的大人物倒反過來向中國求助，這又似乎是"只有中國才能救資本主義"了。

上面這段話誇張、反諷、俏皮。不過，它確實向我們提出了一系列嚴肅的問題。那就是：如何看待30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如何看待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的作用？如何看待今日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以及如何看待中國崛起對世界的影響？如此等等。在這裡，我首先要指出的是，所謂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的說法並不符合事實。中國的經濟也陷入嚴重的危機。這一點就連中國政府自己也不能不承認。現在，中國政府竭力把中國的經濟危機歸咎於國際金融風暴。這種說法也是錯誤的。因為早在2007年下半年，中國的經濟危機就已經顯現，遠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實際上，中國的經濟危機非但不是國際金融風暴的結果，在某種意義上倒是它的一個原因。我們知道，中國政府發展經濟的很重要的一個戰略是出口加工。它吸引大量外國資本進入中國，利用秦暉教授所說的低人權優勢（包括被人為壓低的廉價勞動力），然後把產品再出口到外國銷售。這樣，在中國，政府賺取了大量外匯，但一般民眾的消費能力卻沒有相應地提高，遂導致產能過剩，內需嚴重不足。在外國，資本家發了大財，一般人能買到更廉價的商品，但是本國的資本大量流出，本國的產業迅速萎縮，大批工人失業，福利水平下降，公共財政陷入困境。可見，所謂中國模式的經濟發展，既是造成中國經濟危機的原因，也是造成世界經濟危機的一個原因。

一直有人說，中國只有在爆發經濟危機的情況下才會催生政治變革。這種論斷當然有它的道理。但是我們也要知道，經濟危機並不能自動地引出政治變革；弄得不好，經濟危機也可能反過來起到鞏固專制政權的作用。因為一旦發生經濟危機，很多民眾會要求政府出面干預。這就有可能強化政府的地位。例如在遭逢經濟危機的美國，新上任的奧巴馬政府就被寄予厚望而顯得頗為強勢。問題是在民主國家，民眾不但會要求政府行使權力出面干預，他們首先會要求政府承擔責任，幹不好就把你選下台。這次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落敗，敗就敗在共和黨執政期間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儘管說共和黨政府究竟應該對這次經濟危機負多大責任不無爭議。專制國家卻不然。專制國家裏的民眾沒有選票，專制國家的統治者常常可以逃避責任。專制政權種下經濟危機的種子，而一旦經濟危機發生，專制政權又扮演起處理危機的角色，反倒藉此加強了自己的地位。這該是何等的荒謬。

有鑒於此，在目前，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為政治改革大聲疾呼。我們要明確指出，中國的經濟危機主要是中國政府造成的。我們尤其要指出，中國的經濟問題從根本上不同於一般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因為中國現有的財富分配格局從根本上沒有合法性。共產黨先是以革命的名義，把平民的所有私產統統變成了所謂全民的公產；然後又以改革的名義，把屬於全民的公產變成了中共權貴們自己的私產。凡有良知者，都應該挺身而出，改變這種傷天害理、不公不義的局面。我們必須把經濟危機變成政治轉機，變成推動民主化的強大動力。這就是我們的當務之急。(http

胡少江：中共面對經濟危機的三大忌諱

胡少江：中共面對經濟危機的三大忌諱

【大紀元3月25日訊】經濟危機是一個全球性的話題，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都不得不面對經濟危機給他們帶來的經濟、政治和社會難題，中國領導人也無法置身事外。仔細觀察中國領導人關於當前經濟危機的所有講話，尤其是本月初溫家寶在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危機的論述，不難看到，他們在關於當前經濟危機的討論中有著三大忌諱。 　
　
中國對這場經濟危機的責任　 　

第一個忌諱是中國對這場經濟危機的責任，包括中國政府過去的政策對世界經濟危機的形成所應負的責任，以及對這場危機對中國造成如此嚴重衝擊的責任。前一 段，中國政府和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均大張旗鼓地「嚴厲批駁」了關於「經濟危機中國責任論」。換言之，在中國政府看來，中國政府是完全沒有責任的。只要對中國 政府的政策和世界經濟危機的關係稍加分析，就不難發現中國政府「無責任」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西方各國金融界的經理人們利用金融產品創新的名義肆無忌憚地追逐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並且無恥地將個人利益的追逐建立在社會的公 共成本之上；與此同時，西方國家的政府對於金融界這種嚴重的責任和利益不對稱的行為缺乏有效的監管。毋容置疑，這些的確是導致此次金融危機的兩個直接原因。　　
但這不等於說，這些是此次危機的完全原因。 在眾多的原因中，中國政府長期實行的國內兩極分化的分配政策和違背市場規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也對金融危機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中國政府將手中積聚的大量國民財富以外匯結餘的方式投入西方的金融市場，使得西方國家的利率長期處於超低的狀態。這種做法在一方面把這些國家已有的「超前消費文化」 推向極致，另一方面也使得西方的金融界有著更高的動力去尋找「金融創新」手段來維持銀行家們的盈利。　 　
值得提出的是，中國老百姓實際上是這些錯誤政策的最大受害者。由於兩極分化的分配政策，他們辛辛苦苦的勞動沒有能夠換得應有的勞動報酬以及勞動條件和社會福利的改善；而錯誤的人民幣匯率政策又使得他們的勞動成果被荒謬地用來補貼發達國家的民眾的超前消費和貪婪的西方銀行家們的高額獎金。可是，當經濟危機來臨的時候，確是中國工人、尤其是最底層的農民工最先被迫失去工作。　 　
中國不僅對世界經濟危機的形成和發展具有責任，同時也對這場首發於西方的危機對本國所產生衝擊的嚴重性具有責任。中國政府在「六四」屠城之後失去了治理 國家的合法性基礎，因此不惜代價地追求增長作為執政合法性的唯一基礎。於是，兩極分化低收入政策、侵蝕國家利益的匯率政策、不計成本地追求經濟增長的政治考量，共同構成了導致中國經濟結構嚴重失衡的「三合一」基石。這種失衡的兩個重要症狀就是國內消費的嚴重不足對國際市場的過度依賴。而這兩點正是此次危機 對中國的衝擊十分嚴重的重要原因。　
　
這場危機在中國的嚴重性　 　

第二個忌諱是關於這場危機在中國的嚴重性。現在人們看到的只是中國經濟增長百分之八的宣傳。不錯，經濟出現負增長是一種危機的表現。但是，經濟增長的目的是增加就業和民眾的福利。如果增長達不到這個目的，即使經濟增長了，國家也仍然處在危機之中。從表面上看，西方國家已經呈現負增長，而中國卻不僅保持了正增長，甚至在世界危機中仍然實現百分之八的增長，似乎中國並沒有什麼危機。中國領導人也常常以此向世人標榜自己的正確。　 　但是，這只是表面現象。如果用另一個經濟指標來衡量的話，中國不僅處在危機之中，而且危機比任何發達國家都要嚴重。這個指標就是就業指標。按照世界同比 口徑，如果將全國範圍的失業和剩餘勞動人口都考慮在內，中國的失業率遠遠不止政府所宣佈的百分之四點六，而是高達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其中，農村失業率為百分之四十，城市失業率為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從動態上看，如果計算此次危機造成的新增的失業人口，中國單是失業的農民工就超過了美、英、法、德四 個國家新增失業人口的總和，無疑是世界之最。考慮到中國還沒有許多國家實行的覆蓋全國人口的失業救濟制度，此次危機對中國最底層民眾的傷害更是遠大於其他國家；從而對社會穩定所帶來的衝擊也遠遠高於其他國家。　
　
此次危機對中國的長期影響　 　

第三個忌諱是此次危機對中國帶來的長期影響。事實上，中國的危機萌芽的出現早於世界危機的大幅度蔓延。在危機由金融界向實體延伸之前，中國的沿海地區便已經出現了大量的失業潮和企業倒閉潮。應該說，這些跡象的出現是中國原有的經濟增長模式無法持續所造成的，也是經濟結構被迫進行調整的一個先兆。如果說，中國政府能夠早些實行經濟調整的政策，對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是有益處的。但是，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起，中國政府一再貽誤戰機，以至於這個被迫的調整直到兩年以前才開始出現。　　
無論如何，被迫調整總比拒絕調整要好。但是，經濟危機向中國的蔓延卻使得許多調整措施不得不再次終止。例如，為了減少國民經濟對出口的依賴所採取的取消或者減少出口退稅的政策，在危機的衝擊下不得不重新實行；加強對環境污染的控制以保證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的政策在此次危機中又不得不放鬆；還有關於勞動報酬、養老金繳付等各方面的 改革和調整措施都面臨終止的局面。　　
不僅如此，中國政府出台的刺激經濟的計劃體現了完全的政府主導的格局，這些只會對中國的經濟結構造成進一步的扭曲。可以理解，在當前經濟危機的衝擊下，中國政府對既有 調整政策的終止是不得已而為之，而且政府的刺激方案所產生的副作用在當前的政治和經濟格局下也難以避免。但是中國領導人以及中國所有的官方媒體忌諱討論由 此產生的對中國經濟的長期負面影響，這並不是一種對國民的誠實態度。
──轉自《動向》09年3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華郵：中共利用經濟危機擴張勢力

華郵：中共利用經濟危機擴張勢力

【大紀元4月28日訊】（大紀元記者曾去執編譯）由於經濟危機席捲全球，各國深受其害。即令位於加勒比海的小國牙買加也情況嚴重，其貨幣價值崩跌，失業率攀升，銀行負債累累。該國外交官員為處理危機，今年初以來分赴世界各國求援。但是它的老友美國與英國本身也限於金融泥淖，此時中共便趁虛而入。
根據華盛頓郵報近日的報導，今年三月中國成為牙買加最大的經濟伙伴，雙方簽訂為數1億3,800萬美元的貸款案。牙買加的最大報社也將此刊登為頭條新聞。
但在一年前，該報社對中共在該地區遽增的影響力充滿憂慮，但如今一反常態，大肆報導中共的「慷慨」。
報導說，海外救援與貸款只是中國彰顯自己是世界經濟領袖的方式之一。近來中共總理溫家寶與高層官員在各種場合除了忙著往自己臉上貼金外，也藉機譴責西方國家製造世界經濟危機。
「北京共識」議題日益彰顯
跡象顯示，近來中共越來越敢挑戰美元的地位。它警告只靠美元或歐元作為儲備貨幣是危險之舉。在此全球金融危機減損美國式資本主義信心之際，對發展中國家應如何治理經濟的議題，有越來越多的「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取代長久把持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
「華盛頓共識」這一名詞是20年前英國經濟學家威廉森（John Williamson）創造出來的，其意指政策的標準模式，應展現在包括國營企業民營化、自由貿易、撤銷公共支出的管制規定與限制等方面。多年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與美國財政部均鼓勵那些負債國，尤其是拉美國家遵行這個共識。
至於「北京共識」一詞的定義，學界與財經官員之間存有爭議，甚至有人否認這種說詞的存在。許多人認為此一名詞只是一個不甚嚴謹的政治觀點，而不是經濟模式，而中共也無正式推動這種說法的跡象。不過有些專家已經認為，它對現存的世界金融秩序是一種挑戰。
雖然，中共表示沒有任何野心。中共經常以經濟誘因要受惠國拒絕承認台灣，或與台灣斷交。
但是南韓企劃財政部在上個月的報告中提出警告：那些接受中共援助的開發中國家可能會因此降低心防，被中國的經濟模式牽著鼻子走。

中共揚言不稱霸 但存心積極擴張勢力

過去五個月，中共已與六個國家簽署950億美元的貨幣交換協議，以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中國政府也允許南方的公司以人民幣與鄰邦簽訂契約，不再限於美金或歐元。
隨著北京日益彰顯它在國際經濟的地位，它對國內外組織的態度都令人覺得用心叵測。今年一月，它加入美洲開發銀行，並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討論增加捐贈資金，以交換更多的發言權。而在亞洲，它藉由東南亞國協，引領推動另建區域基金組織；此一組織如果成立，日後恐將與亞洲開發銀行競爭。(http://www.dajiyuan.com)

何清漣：制度之惡還是人性之惡？

何清漣：制度之惡還是人性之惡？
作者﹕何清漣

【大紀元5月1日訊】最近，中國發生一系列吸引眼球的現象，即無數「英雄」面對極權體制競相折腰。章詒和的「告密者」與「臥底」剛披露了馮亦代等文化名流的告密舊事，北大教授孫東東的「訪民99%以上有精神疾病」論緊接著粉墨登場。似乎這些知識界人士的墮落還未足見證「精英」之醜陋，銀屏「英雄」成龍更赤裸裸地以「中國人需要管」為專制政治張目。
有人認為不應該追究馮亦代這類告密行為，理由是「告密是毛時代的政治高壓所造成，因此不能責怪個人」。這理由的前一半不無道理，因為極權政治掌握了人賴以存活的一切資源，不服從者不得食。這種體制將人分割成一個個互相分隔的原子，使人們陷入徹底的孤立狀態，親人、朋友之間亦不能互相信任。在這種巨大的壓力與恐懼之下，即使象金岳霖、馮友蘭、朱光潛、周穀城等造詣很高的一代學人，也無一不在中共統治之下變成了低首伏心的「思想囚犯」。但後一半卻全無道理，因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重提舊事的目的主要不是清算當事人，而是要讓人們認識到極權體制讓人變成鬼的罪惡。畢竟，我們都經歷過或者正在經歷這種遠未結束的政治高壓，但不是每個人都墮落到糞土之中。
如果說馮亦代成為告密者尚可歸罪於時代，那麼孫東東與成龍的言論卻並非屈服於政治高壓，屬於主動迎合獻媚，因為後毛時代對人的嚴酷控制遠不如毛時代。更值得思考的是，據說孫東東在「六四」期間曾冒險保護過學生；而成龍當年「六四」時也曾放歌支持學生運動。是什麼力量使這兩位當年尚有是非之心的「精英」的價值觀發生這種倒轉乾坤的變化？僅僅從利益選擇上考量無法得到合理解釋。因為在當局無法控制的公共輿論中，這條向權力獻媚的道路通向的是恥辱而非榮耀。更何況如今中國取媚權力者日眾，當局已將獻媚視為理所當然，這種獻媚帶來的利益之「邊際效益」趨近於零：孫東東說了那些無良之語，他的政治地位不會立刻獲得提升；成龍如此獻媚，政府當局也不會組織各單位觀看他主演的電影，以提升其大陸的票房收入。將一些功成名就的精英變成無恥的政治獻媚者，不能不令人嘆服極權體制對人的馴化功能。
如果說孫東東生活於中國這個不自由的世界，其行為是共產黨長期馴化的結果，那成龍化蟲的過程就不能如此解釋。因為成龍生長于港英時期的自由香港，沒經歷過中國大陸人都曾經歷且還在經歷的思想馴化過程，他成為一個向極權獻媚者的原因就更形複雜，值得追索。
自從羅曼‧羅蘭封存蘇聯之行日記50年之遺囑事件曝光以來，我就開始注意一個令人痛心的現象：許多生活于自由世界的知識精英，他們在本國的民主政治體制之下常做獅子吼，敢於批評一切不公不義的現象，比如羅曼‧羅蘭就有「法國的良心」之稱。但一旦他們與極權體制相遇，就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極權統治的阿諛者與依附者。這條通向屈辱的道路上過去行進著不少人，比如那寫了《震撼世界的十天》的約翰‧裏德，比如《西行漫記》的作者愛德格‧斯諾。他們為極權體制所做的宣傳曾為蘇共與中共立下汗馬功勞。
也許有人會辯稱西方人之所以受騙上當，是因為他們不瞭解共產極權國家的真相，那麼我還可以找出許多華人精英竟相阿附于極權的事例，比如金庸身負將武俠小說這一俗品送入文學殿堂之功，阿附極權並不會使其聲譽更隆，但他偏要獻媚中國當局自汙其身。有人曾為金庸辯稱，認為是其性格軟弱所致，那麼強悍的李敖在臺灣呵佛罵祖，見佛殺佛，但到了大陸卻鋒芒盡斂，其鋒芒內斂之功令人歎為觀止。
極權統治為什麼會引眾多「精英」竟相折腰？這究竟是制度之惡還是人性之惡？多年以來，這個問號有如巨大的芒刺紮在我的心中。我認為，這應該成為一個大課題，因為「精英」們變為卑污的告密者與獻媚者的醜劇仍在中國上演，更可怕的是如今的告密者還不會象馮亦代那樣寫《悔餘日錄》以示懺悔之意。
因此，「我們需要靈魂的拷問」，這種拷問，既對他人，也針對自身。
──轉自《華夏電子報》第290期

社論－陸資來台偷跑行為不值鼓勵

社論－陸資來台偷跑行為不值鼓勵
2009-05-02
工商時報
【本報訊】
　第三次江陳會之後，兩岸之間的氣氛可以說是達到空前未有的友善與熱絡，不只是陸客觀光團絡繹不絕，開放大陸資金來台投資也成了熱門的議題。開放陸資來台，不只是馬蕭在大選之前的政見，也是兩岸間更加緊密合作的必然步驟，目前政府相關部門，包括陸委會、經濟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等部會，都緊鑼密鼓地就其所轄相關業務範圍，研訂開放陸資的相關法令。根據經濟部對外發佈的訊息，開放陸資來台投資項目，初期將採正面表列，期能在合理、有秩序的進展中引進大陸資金，參與台灣相關建設、活絡台灣金融市場。
　陸資進入台灣，將分為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兩大類型。前者對於國內公司直接注資，直接取得股份，合作參與經營，甚至取得經營權；後者則指在股票、期貨市場下單買賣，以財務性投資為主，不以取得經營權為目的。兩者相較之下，對台灣產業及廠商的影響，自然以前者為重，因此相關部會對於開放大陸資金直接投資的項目、金額、比例都審慎研擬，以免造成過度的衝擊。電信、金融、保險等行業，由於涉及的層面較為敏感，未來對陸資的開放，可預期其規範將更為嚴謹。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保險、電信對陸資開放的辦法還沒正式公布前，業者已經大張旗鼓，紛紛與陸資洽談、簽約。先有台灣幸福人壽負責人對外宣稱中國幸福人壽有意入股，接著遠傳電信更迫不及待地在4月29日與中國移動簽約，由中國移動以每股40元認購遠傳電信12％的股權，總交易金額約177億元。前述這些行為，實在讓人難以認同。關於陸資入股台灣保險業，金管會主委陳冲在回應立委建議時，曾表達「可以研究」，惟此事涉及兩岸金融開放程度的政策問題，目前尚無定論，但台灣幸福人壽在政策還沒定案並宣布前，就大剌剌地對外表示中國幸福人壽有意入股。遠傳電信是第一類電信事業，經濟部徵詢NCC開放陸資電信業來台投資項目時，NCC已經明白表示現在第一類電信事業不開放，至於第二類電信事業則可以開放。業者心知肚明，卻故意偷跑，甚至堂而皇之地宣布，似乎根本不把主管機關看在眼裡。
　業者要搶先機，以便先馳得點，這點外界可以理解。然而搶先機的方式很多，鴨子划水式的協商，甚至私下簽訂協議，均無不可，往後政策一旦開放，即能立刻拔得頭籌，贏得商業利益與社會尊重。遠傳電信在政策還沒有開放前，就這樣魯莽地公布與中國移動的合約與計畫，絲毫不理會政府的規範，作為一個眾所矚目的大企業集團，這樣的作為並不恰當，且為目前企業界積極推動的企業社會責任（CSR），樹立了一個反面的示範。
　台灣幸福人壽幾週前才因為違反保險業淨值為負值者不得購置超過一億元以上不動產的規定，以致被金管會處罰。殷鑑不遠，卻又參加信義計畫區D3土地的標購，完全不顧金管會前次處罰的緣由（淨值為負值）尚未解決，自行解釋係為履行與花旗銀行的合約，並且是代替台商陳忠明標購土地，甚至對外宣稱轉手之間可以獲利2億元。前項風波尚未平息，台灣幸福人壽竟不顧金管會迄今尚未開放陸資投資台灣的保險業，就對外宣稱中國幸福人壽將要入股，這也是絲毫不把主管機關放在眼裡的作法。
　我們之所以要拿這兩個不久前才發生的例子來討論，實在是有感於台灣的企業，對於政府的政策、法令，普遍視若無睹；從另一角度看，則是政府威信蕩然無存，都應該檢討。雖然這兩個例子中，台灣幸福人壽還沒有與中國幸福人壽正式簽約入股，遠傳電信與中國移動的簽約地點選在香港，非政府治權所能及，但這些違規偷跑舉動，都令人難以茍同。我們認為政府當局應該拿出魄力來，適時給予適當的處置，甚至在將來政策開放時，對這些公然偷跑的業者，給予相當的限制，以儆效尤。唯有這樣，才能讓遵守規定的業者，受到公平的對待，從而樂意遵守政府的法令規範。政府能有管理威信，企業能盡社會責任，台灣才有成為亞太金融中心的可能。

芭比小姐不在家

異議文化－芭比小姐不在家
2009-05-02
中國時報
【張小虹】
　日本筑波大學與大阪大學最新研發的五歲「機器女童」很詭異，明明是假人卻有如真人般恐怖，台灣電玩美少女瑤瑤很詭異，明明是真人卻有如充氣娃娃般超萌，前者以假亂真，後者以真亂假，讓人既困惑又迷亂。
　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依德在一九一九年就曾發表〈論詭異〉一文，以德國作家霍夫曼小說中的擬真女機器人為例，談論一種似家而非家、既熟悉又陌生的錯亂之感，分不清真假死活。若是時空移轉到今日，佛洛依德式「詭異」的最佳當代典範，自非風靡全球五十年的芭比娃娃莫屬。這個身價數十億的粉紅女郎，全球平均每秒鐘可以賣出三個，在美國境內的芭比娃娃總數已遠遠超過美國的總人口。
　那此超級娃娃究竟有何「詭異」之處？五十歲的芭比，青春不老，乃美少女與老妖怪的神祕組合，一邊是不會腐朽、不能生物分解的塑膠物料，以及不隨年齡變化的超完美窈窕身材（豐乳、細腰、窄臀），一邊則是百變造型的超時髦裝扮，在永恆不變與瞬息萬變之間，不斷擺盪。很少有一個文化商品可以如此不斷引發爭議甚至訴訟，可以被一群人捧成獨立自主的「新女性」、「單身女郎」，也可以同時被另一群人貶成「性感尤物」、「拜金的笨妞」。當然也更少有一個文化商品可以如此消弭真人/假人的分界。像是出身美國而在倫敦開業的著名「芭比表演藝術家」辛蒂．傑克森，經歷二十多次整型手術，包括鼻部美容、化學換膚、臉部拉皮、豐胸、抽脂等，一心一意把自己變成一個「活生生」的芭比娃娃。在芭比創生的初期，美泰兒公司極盡努力讓芭比娃娃像個「真人」，像個「電影明星」，而如今則是越來越多的真人要變成「芭比」，越來越多的電影明星在模仿「芭比」。
　而芭比娃娃的「詭異」更在於其消弭藝術/政治、美術館/街頭分界的超能力。某耶誕節前夕，美國四十幾家玩具店裡女孩玩具架上的「說話芭比」全都變了「聲」，粗聲努吼「我要報仇」，而男孩玩具架上的「大兵喬」則全部輕聲細語嗔道「我們逛街去吧」，只因為一群號稱「芭比解放組織」的成員，將數百件芭比娃娃與大兵喬的說話晶片互換，以凸顯玩具的性別刻板形象。這個臨時起義的「政治藝術」，足以打敗自安迪．沃荷以降各種藝術界對芭比的正面或負面挪用，再次證明當代最具創意的「行動藝術」都不在美術館，而在街頭在商場在抗議現場。
　而在這波慶祝芭比五十週年的全球生日派對中，台灣也不能免俗，高雄市立美術館五月推出「芭小姐的異想家居」，由十位法國女性建築師為芭比量身打造居家空間，並邀集多位台灣建築師與織品設計家參與，而台北縣泰山鄉的芭比娃娃博物館，也趁勢推出五位台灣第一夫人的芭比夢幻版。但這一南一北兩個美術館裡的芭比娃娃，卻可以如此截然不同。
　高雄市立美術館的芭比是藝術展演的全球連結網絡，完美展現當代藝術、時尚與設計的緊密貼合，而台北縣泰山鄉的芭比則是全球勞力國際分工下的歷史記憶，見證台灣代工產業史。民國五十六年到七十六年間泰山的「美寧工廠」，上千名女作業員從塑料射出成形、噴漆、植髮到服裝的剪裁縫紉，每日生產兩萬個芭比外銷，佔芭比娃娃世界總產量五成。而現今在泰山鄉「芭比娃娃博物」裡展出各種古董芭比，據說多是這群女作業員的「夾帶品」。當時的芭比只有外銷，而當時女作業員的薪資也無法負擔芭比的高昂售價，但這資本主義生產者與生產品之間註定的「疏離異化」並非無解，因為聰明的「美寧姑娘」，把生產線上多出來的芭比娃娃悄悄肢解，或塞在內衣裡，或綁在大腿上，就這樣偷偷摸摸貼身夾帶出廠。
　在高雄我們看見芭比的「夢幻之屋」已登堂入室美術館，而在泰山「芭比的故鄉」，我們看見粉紅夢幻塑膠世界的同時，更詭異地瞥見那黑色的勞力生產與游擊戰術。（作者為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拋開垃圾經濟學 速速減碳

克魯曼專欄》拋開垃圾經濟學 速速減碳
【經濟日報╱克魯曼】
2009.05.02 04:52 am

2008年的選舉終結了垃圾科學（譯註：指缺乏實際的證據證明其可行的科學）對我國首都的支配，針對氣候變遷問題採取有意義行動的機會亦已大增，而其方法應該是實施對溫室氣體的排放設下總量管制並准許交易的制度。
但反對採取行動者宣稱，限制溫室氣體排放將對美國經濟產生毀滅性影響。所以，我們必須明白，一如否認氣候變遷正在發生是垃圾科學，預測我們試圖處理氣候變遷問題會導致經濟災難，乃是垃圾經濟學。
是的，限制溫室氣體排放需要付出代價。當「綠色經濟」的死忠堅稱保護環境不必付出代價、只有益處時，身為正規經濟學家的我期期不以為然。
然而，可取得的最佳預估數字顯示，只要限制氣體排放的計畫逐步施行，需付的代價是可以承受的，而且我們現在全力投入這項計畫，或許真能幫助經濟從當下的衰退中復甦。
且先談談這些代價。
實施總量管制與交易制，任何直接、間接導致石化燃料燃燒的物品價格都會提高。電力尤其如此，它將變得更加昂貴，因為許多電力是燃煤產生的。
電力公司可能透過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減少購買氣體排放許可的需求。當然，整個總量管制制度的重點就在提供這麼做的誘因。不過它們將用以限制氣體排放的方法，例如改用其它能源，或者捕捉、封存大多數它們排放的二氧化碳，無疑將使成本提高。
如果氣體排放權順利拍賣出去，因此取得的收益可用來給消費者折扣或減輕其它稅收，以部分抵銷較高的價格。不過無法完全抵銷。消費者到頭來會比沒有實施氣候變遷政策時窮一些。
但窮了多少呢？像環保局或麻省理工學院「氣體排放預測暨政策分析團隊」這些比較謹慎的研究單位表示，不會太多。麻省理工學院的團隊指出，即使實施最嚴格的限制，2050年時民眾減少的消費比起沒限制氣體排放時，也不到2%。生活水平可大幅提升，對平均年度經濟成長率的影響只有0.05個百分點。
誠然，有很多人堅稱成本會高出許多。不過說也奇怪，提出這種論調的人幾乎總是宣稱相信自由市場經濟具有完美彈性和創新力的那些人，他們宣稱自由市場經濟可以超越世界有限的原油、可耕地或乾淨水資源所加諸於其上的任何限制。
那麼，他們為什麼不認為這種經濟可以應付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問題？在總量管制之下，氣體排放權將是另一種稀有的資源，以經濟的詞彙而言，它無異於可耕地的供給。
不消說，像金瑞契（美國前眾議院議長）這樣指總量管制將「懲罰美國人民」的人，並不做如是想。他們只認為「資本主義是好的，政府是壞的」。
但如果你真相信市場的魔法，你應該也相信，這種經濟一樣可以妥善處理限制氣體排放的問題。
所以，我們承受得起強有力的氣候變遷政策，而致力於這樣一個政策，也許真的可以在當下的經濟困境中給我們幫助。
現在，我們經濟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企業投資遽減。
由於房市泡沫破滅、消費者需求極弱，企業被淹沒在過度飽和的環境中，看不到投資的理由。
但如果國會授權從兩、三年後開始，實施越來越嚴的氣體排放限制，將不會對物品價格造成立即的影響。然而，那將對新投資，也就是投資低氣體排放發電廠、節能工廠等形成巨大的誘因。
換言之，致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就短、中期而言，能產生和大型科技創新一樣的經濟效果：使企業在過度飽和的環境下，仍有投資於新設備和廠房的理由。而在目前的經濟景況下，那正是醫生開出的處方。
這種短期的經濟拉抬效果並非採行氣候變遷政策的主因。重要的是，這個星球正處在危險之中，而我們越晚行動，情況就越糟。但經濟效應是讓我們趕緊行動的一個額外理由。
所以，我們付得起拯救這個星球的代價嗎？是的，我們付得起。而現在正是開始行動的一個好時機。
（作者Paul Krugman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林沿瑜譯）
【2009/05/02 經濟日報】

馬向美喊話：續售我防衛武器

馬向美喊話：續售我防衛武器
【聯合報╱記者李明賢、王光慈／台北報導】

2009.04.23 03:58 am


馬英九總統昨透過ＣＳＩＳ視訊會議向歐巴馬政府喊話「兩岸軍事現狀嚴重失衡」，呼籲華府依「台灣關係法」出售台灣必要的防衛性武器。總統強調「美售台武器，不影響兩岸關係改善。」

儘管馬總統昨與ＣＳＩＳ視訊會議大談外交休兵，卻仍宣示爭取參與世衛大會「是我們不放棄的目標」，更呼籲華府「繼續提供台灣必要的防衛性武器」。

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提問軍售的優先順序，馬總統回應說，台灣兩年前曾提出包括潛艦等七項軍購計畫，去年十月小布希政府通過其中五項。總統希望華府考慮台北提出軍購清單。

總統說，數年前台灣採購Ｆ十六，兩岸仍能達成九二共識的協議，現在兩岸也有一定的共識，北京也了解台灣積極改善兩岸關係，「台灣作為一個政府，就必須維持台海之間的軍力平衡」。

總統表示，台灣不會在安全上搭美國便車，上個月公布的四年國防總檢討，就是展現台灣「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的國防政策，未來台灣仍會持續強化軍事防衛力量，包括維持百分之三的國防預算、推動募兵制等。

【2009/04/23 聯合報】

異哉所謂減低行政成本

異哉所謂減低行政成本

【聯合報╱黑白集】 2009.04.23 05:31 am

疑似患有精神病的怪客在高速公路上撒錢，逗引民眾搶拾；落網後，檢方表示將以公共危險罪起訴。但若政府部門也像該怪客般胡亂撒錢，一撒就是近百億元，號召台灣的公司、企業群起搶拾；這樣的政府官員，難道就沒有道德上、法律上的責任嗎？ 為了救失業，劉內閣不斷推出方案、釋出職缺，所動用的經費殊為驚人。但以教育部負責的大專生企業實習方案為例，規定由企業上網登錄職缺，而由政府代發薪水聘用實習員；然因毫無查核機制，故有公司只有幾百員工，卻登錄數千個職缺，連已解散的公司都來登錄。 敢作如此荒謬的登錄者，顯然是看穿了教育部只在虛應故事；於是把政府當作凱子吃。但若非民眾檢舉、立委質詢、輿論大譁，國家搶救失業的經費便很可能以千萬 計，乃至以億計地流入到這些虛偽登錄的公司手中。納稅人的血汗錢，經濟困境中的救命錢，就這樣被官僚們一大筆、一大筆地撒給不肖之徒，誰能甘心？ 形容教育部這種顢頇而白目的撒錢法是「烏龍補助」，還算是宅心仁厚的恕詞；要將國家的鉅額公帑發付出去，卻根本不設查核機制，聽任虛假登錄氾濫，即使主事者未涉及圖利罪，至少在誘民入罪！ 教育部主辦此項委託上網登錄的官員面對外界質疑，居然大言不慚地聲稱不設查核機制是因「要減低行政成本」，竟罔顧增加社會成本，顯見其白目的程度委實非同 小可。但即使教育部不在乎揮霍公帑並誘民入罪，將救失業列為當前要務的行政院，難道也麻木到對各部門胡亂撒錢竟視若無睹？

苦日子還很漫長

【經濟日報╱社論】 2009.04.23 03:55 am

本報與台灣金融研訓院於上周五共同舉辦「金融海嘯何時了」研討會，邀請學者專家參加。本日社論將對當前金融海嘯及經濟大衰退何時了，提出我們的看法。 我們要指出兩點：一是最近一月來，國內外出現的各項指標與先前略有不同；過去幾個月所有指標一面倒的負向，不得不讓人對前景悲觀；但最近有些指標與訊息已 有轉變，不再全面是負向，也有些轉好的訊息。因此有人認為已露出「曙光」。但關鍵在於此等指標的穩健性及其力度有無能力帶動相關指標提升。二是金融海嘯造 成的實體經濟衰退，與一般的經濟衰退不同；早在金融海嘯爆發前，國際貨幣基金（IMF）即提出研究報告指出：凡是跟隨金融危機而來的經濟下滑或衰退，其對 經濟成長損傷的程度及衰退的時間，較沒有金融危機時高出一倍；尤其危機來自銀行部門的問題，受害情況更嚴重，經濟衰退時間平均高達兩年。而此波金融海嘯其 廣度及深度，是70年來所未見；目前雖逐漸退潮，但其對全球經濟的衝擊更是方興未艾，何時落底並復甦，沒人敢肯定，不能掉以輕心。 先就美國而言，已有數項指標轉正：一是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兩周前降到1月以來最低；二是密西根消費者信心指數轉向上升，消費支出意外增加；三是股價指數 已自3月9日的12年低點彈升29%；四是富國、花旗及美國銀行第一季轉虧為盈。但這些指標有的是政府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所造成，在實質經濟沒有起色下，不 僅缺乏穩定性，而且可能形成另一波金融泡沫；如本周一美國銀行公布第一季財報，除轉虧為盈外，也透露盈餘大部分來自一次性所得，表示不能持續，更嚴重的是 壞帳暴增41%，而且可能再惡化，因此引發股市暴跌。至於消費意外上升，在失業人口及失業率持續竄升及房貸壓力下，都意味著消費支出成長難以為繼；企業投 資在設備利用率還在低檔盤旋下，也難以大幅上升，這些都表現在美國領先指標連續九個月下滑，而3月下滑幅度超過預期。故歐巴馬總統經濟顧問伏克爾日前表 示：美國經濟下滑速度雖減緩，但經濟復甦將是漫漫長路；白宮首席經濟顧問桑莫斯更警告，民眾仍需有心理準備，目前經濟仍面臨大衰退的風險。 繼就我們最大的出口對象中國大陸來看；上周發表今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6.1%，顯示去年10月推動擴大內需以來，已出現一些積極變化，不僅超出意料之外， 也跌破全球透視專家的眼鏡，他們4月14日公布的最新預測，大陸今年全年經濟成長才5.9%。我們了解大陸過去多年能有兩位數經濟成長，出口擴展是關鍵所 在。但大陸第一季經濟成長率中，消費增長貢獻4.3個百分點，投資貢獻2.0個百分點，而出口是大幅衰退19.7%，更何況還有2,000萬以上失業勞工 返鄉的壓力，對消費還能有這樣大的拉力？怎能不令人質疑！ 今年國際經濟除美中（G2）外，日本及歐洲更慘；全球透視預測，日本今年經濟負成長6.7%，歐洲負3.9%，全球負成長2.5%。 再看台灣；財經首長已看到兩隻燕子來臨，但其中股市上升，前文已指出多是資金行情，不僅不夠穩健，且有泡沫危機。至於出口是否能成為燕子，我們還在懷疑。 3月出口雖較2月增加22億美元，但其年衰退率仍高達35.7%，那能是燕子？目前各方預測今年前三季台灣經濟都是負成長，第四季可轉為正成長，但其理由 是去年第四季經濟基礎較低的結果；即使明年各季都是正成長，也是同樣理由。因此，明年的GDP規模可能還趕不上三年前的水準；所以大家還有漫長的苦日子要 忍耐。 【2009/04/23 經濟日報】

臨渴掘錯井

臨渴掘錯井
【經濟日報╱社論】

2009.05.01 05:05 am


今天應該是台灣勞工最快樂不起來的勞動節。因為600多萬勞工，絕大多數只圖一個溫飽，每個月有薪資到手，一家人可以衣食無缺；但3月份的失業率出爐，即使依官方的數字，失業率已高達5.81%，失業人口63萬，而且平均薪資還大幅下降。

但本報昨天的社論已指出，這個數字並不符合國際通例；大批有工作能力及意願，想工作但未找工作的勞動人口，被官方排除在失業者之外；若依國際通則也一併納入計算，3月的失業率是7.4%，失業人口已逾80萬，直接、間接波及的家庭不知多少。而因為失業率快速飆高，全球景氣衰退迄未明朗，更多的受僱者憂心忡忡，不知裁員的巨斧何時會落到自己頭上，怎快樂得起來？

這樣的情況似乎各國皆然，我們也難以獨善其身。事實正好相反！同一時間受創慘重的日本與南韓，失業率只有4.4%與3.7%，經濟負成長的新加坡則為2.5%，比較嚴重的香港，也只有5.2%。與去年金融海嘯發生之前相比，我們惡化的情況最為嚴重。

究竟台灣出了什麼問題？我們的政府又出了什麼問題？在2008年以前，台灣經濟的表現已不愜人意；從李登輝政權到其後的陳水扁政權相繼以意識型態治國，一面刻意挑起兩岸的勃谿，一面強力鎖國，台灣已與興旺的國際市場分道揚鑣，除了隨著加工業出走而創造出來的中上游原材料及零組件的繁榮景象之外，其餘百業多蕭條羸弱，欲振乏力。因而在李、陳二人及其團隊的強力扭曲之下，台灣經濟長時間畸形發展，內銷產業尤其乏善可陳，為今天的失業嚴重惡化，種下禍根。

2008年伊始，台灣經濟即逐步走入全球各國難以比擬的危機：我們的擎天一柱正被啃噬侵蝕，從根本魚爛。其關鍵即在於中共「十一五計畫」昭告天下要「騰籠換鳥」，將自慚形穢的加工出口業徹底剿滅，企圖向更高科技、更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升級。這種緣木求魚的愚行，勢將自毀對岸20年來的輝煌經濟成就；但首當其衝的，則是台灣以對岸加工出口業為主要出口對象的中上游產業，因而唯一支撐台灣經濟成長的動力注定要熄火。這就是從2008年開始，台灣經濟一瀉千里，失業率直線上升的獨特原因。

面對如此可怖的危機，2008年的前半，忙於選舉奪權的扁政府固然無暇顧及，520之後走馬上任的新政府則全然懵無所知，幾個月之間毫無做為，到9月金融海嘯爆發，猶自以為可以安然度過，直到11月中主計處終於公布第三季經濟已陷入衰退，方才急忙找尋掘井之計。在最危險的時刻，我們不但不能未雨綢繆，反而蹉跎時日，使災禍愈演愈烈。

馬政府發覺事態嚴重之後，也竭盡全力彌補，推出林林總總的救失業率行動，諸如耗費1.8億的立即上工計畫，97.8億的短期就業措施，66億的就業促進方案，以及其他振興經濟、擴大內需的天文數字救急措施。這樣的花費不知為困窘的財政增加了多大的負擔，也足見馬政府視民如傷、苦民所苦的衷忱，但失業率也同時急速竄升；只能說，好心成不了大事。

為什麼成不了大事？因為這一切做為都未切中要害，只是隔靴搔癢乃至頭痛醫腳。如果馬政府苦民所苦，就必須睜開眼來認清現實，設法與對岸聯手挽救大陸的加工出口業而澤及台灣的中上游產業。與此同時，則應把握三通此一半世紀來最大的良機，將台灣一舉推上國際市場的核心地位。

只要用對力，半年之內即見大效，台灣勞工才真能脫離苦海；當然，叼此之光，馬總統的滿意度也會一飛沖天。

【2009/05/01 經濟日報】

出席WHA：帶有缺憾的重大成就

出席WHA：帶有缺憾的重大成就
【聯合報╱社論】

2009.05.01 06:23 am


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台灣希望重新參加聯合國的活動，艱苦而漫長的路走了三十八年，終於有所突破。世界衛生組織邀請「中華台北」以觀察員身分出席年會，衛生署長葉金川即將率團前往瑞士的這一趟旅程，代表著台灣參與國際社會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台灣受邀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大會ＷＨＡ，此事有形式上的意義，亦有實質上的收穫。從形式上而言，台灣努力了多少年，終於從聯合國周邊的世界衛生組織突破了一個入口點。這件事固然不能過分誇大意義，因為「觀察員」、「逐年出席」、「中華台北」等元素皆有缺憾，但踏上此一起步的成績已是得來不易。務實地說，台灣爭取進入國際社會又拿到一張有效通行證。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一直為國家地位不易得到國際認可而感悲情。這麼多年以來，台灣嘗試著以各種外交手段、各種半官方或準官方的角色闖蕩國際，至今得以「中華台北」的頭銜參與奧運、亞太經合會等國際活動，加入ＷＴＯ也再一次確認了台灣作為國際社會成員的身分。這次受邀出席ＷＨＡ會議，「中華台北」的「入場券」又多一張，無論如何更加累積了台灣在國際間的能見度和發言權。這步進展確實值得國人欣慰。

尤其在最近全球恐慌於新型流感侵襲的關頭，葉金川以衛生署長的官銜出席ＷＨＡ會議，得以正當主張台灣在國際防疫體系中的權利，也有機會將台灣的防疫經驗、乃至整體醫療體系的成績與國際分享。這些都是重要的實質收穫。台灣雖小，經濟實力、人力資源、科技和醫療成就都足以傲人，但在若干聯合國相關活動中，連列入資料、作出貢獻的機會都沒有，的確很不公平。站在這次世衛大會觀察員的起步點上，台灣可以再接再厲，與其他國際成員一同盡義務也享受權利。

關於這次的突破，若視為馬英九總統「活路外交」的成果之一，則其中一個眾人心知肚明的因素，即所謂中共的「善意」。過去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受阻，是中共的因素；自從連戰出訪大陸為兩岸關係「破冰」，才有近來一連串的良性互動。這種「成也由人敗也由人」的處境，雖是國際現實使然，台灣民眾的確感覺委屈。兩岸關係如果希望走向和平協議，北京當局縱然不放棄「一中」的框架，但至少應維持兩岸「互表」的空間，也實踐雙方真正「對等」的互動基礎，不封殺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的角色，才可謂北京將「善意」具體化為「誠意」的表現。

這次的成績值得全體國人欣慰，從李登輝時代即向世衛叩關的一次又一次的嘗試，終於初步得到一點結果，則其中曾經接棒努力過的民進黨，亦應覺得與有榮焉。卻可惜包括蔡英文主席在內，竟然提出馬政府是否「偷渡主權」的質疑，好像批評的意味大過祝福。民進黨在去年失掉中央執政權的那一刻，其實就應該看出必須調整路線的警訊。這一年來政府在兩岸關係上面樹立的成績，被民進黨幾乎制式反應地指責為「傾中」，結果執政黨向外的路走得越寬，民進黨向內的路反而走得越窄。「中華台北」代表團出席世衛大會終於能成行，民進黨難道連一句「樂觀其成」也吝於啟齒？

葉金川邁向世衛的一小步，是我們外交路上的一大步。台灣要穩紮穩打，繼續加油。

筷子理論：台灣是海陸介面與東西橋樑

筷子理論：台灣是海陸介面與東西橋樑


【聯合報╱社論】 2009.04.24 05:03 am



編按：此文原刊於【1997-10-22/聯合報/02版/要聞】
聯合報社論
民進黨日昨發表「跨世紀建設藍圖國土發展計畫」指出：台灣不是中心，也不是邊陲；而是一個有活力、有反省力及有創造力的海陸介面與東西橋樑。
這一套國土發展計畫，捨棄了過去中央全盤規劃的傳統格局，而將台灣分為北、中、東、南四大區域，分別在亞太區域競爭中找出自我定位。規劃中的四大區域是： 北部區域／亞太經貿的資訊流通樞紐；中部區域／經略華南的產業技術通路；南部區域／面向世界的南方港灣基地；東部區域／環太平洋的軟體休憩綠廊。
在酷哥辣妹式的庸俗化、商業化選風中，民進黨能夠提出此一層次的議題，令人刮目相看。不過，由於此一規劃顯然與民進黨內的傳統觀點多所牴觸，因而顯得只是 一套理想色彩濃厚的學院憧憬，而不太可能真正成為民進黨的政策或政治理念。或許只因這一套構想十分清新奪目，所以被民進黨在選戰中拿出來炫示一下學術氣 息！萬一要在民進黨內深入討論，恐不免立生齟齬。
這一套規劃的核心命題所表達的意識形態十分重要，亦即：一台灣不是中心，也不是邊陲，而是一個海陸介面與東西橋樑！」這個別出心裁的命題，顯在試圖打破糾 纏不清的「中心／邊陲」情結，以打開一條「台灣認同」的新出路。因為，「台灣邊陲說」會使人陷於悲情而不能自拔，「台灣中心說」則會使人耽溺於虛矯而不切 實際；如今，將台灣視為一海陸介面／東西橋樑」，則是從台灣的一生存機能」來為台灣定位，跳脫了「中心」與一邊陲」的弔詭。
在四大區域中，最受矚目者應是將中部區域規劃為「經略華南的產業技術通路」。因為，倘若順著這樣的邏輯討論下去，就會觸及「應否以大陸為腹地的問題。如果 不以大陸為腹地，將如何「經略華南」？反之，如果要以大陸為腹地，則與目前的主流政經策略的矛盾又該如何解決？更進一步說，如果一不以大陸為腹地，台灣失 去了「經略華南」(甚至經略整個大陸腹地)的機能，則台灣又將如何做為「海陸介面」與「東西橋樑」？
雖然民進黨否認這一套「國土計畫」與國民黨過去所提的「亞太營運中心計畫」相類似，但二者皆以「區域機能」來界定台灣的國際角色，卻無二致。所不同者，在 於民進黨的方案打破了「中心／邊陲」的傳統理論；這一點，倘非國民黨所見未及，則或許正是國民黨不敢碰觸之處因為，「機能論」必會被視為逃避或違背了「主 體論」；這正是民進黨傳統主張中反對最力者，因而也唯有民進黨自己始有可能打破此種思維禁忌！
為了呼應「橋樑介面說」，我們願提出一個同樣形象化的假說，姑稱之為「筷子理論」。這裡有一雙筷子，假設其中一隻筷子是台灣，另一隻是中國大陸。就台灣的 角度來看，則這一雙筷子可能出現三種關係。第一種關係是分離論，亦即主張將兩隻筷子儘量分開，切斷政經關係；推至極端，就是主張台灣獨立。但是，兩隻筷子 一旦分開，也就失去了做為筷子的功能。第二種關係是合併論，也就是主張將兩岸合併成一體，亦即把兩隻筷子強綁在一起；這是中共的一貫主張。但是，萬一將兩 隻筷子強綁成「一把筷子」，也會失去了筷子的正常功能。第三種關係則是維持筷子的正常操作原理；亦即，當「一雙筷子」在操作時，它的一兩隻筷子」，有些地 方一離」，但有些地方「合」；筷子中間地帶的關節處則是操作「分」「合」的樞紐；而且，這兩隻筷子在機能觀點上完全對等，沒有中心及邊陲的差異。
透過這樣的圖像比喻，我們認為，就台灣的利益而言台灣不應做為孤立的「一隻筷子」，也不可被綁成「一把筷子」；唯有儘量維持筷子「有分有合」的正常運作， 始可能爭取到台灣的最大利益。其前提則是：必須認清，基本上必須接受這是一個「一雙筷子」的情境，不宜再有「一隻筷子」的幻想，當然也必須規避「一把筷 子」的噩運。這種「一雙筷子」的兩岸關係，正是將台灣視為「海陸介面」與「東西橋樑」！
將台灣視為「介面與橋樑」，至少有三層意義。其一，可以視為是一種「規劃」，也就是說，可以在主觀的政策觀點上將台灣的角色導向此一方向；民進黨這次所提 方案應屬此類。其二，就台灣的人文與地緣條件而言，其實「介面與橋樑」亦可視台灣為無可選擇的必然角色；也就是說，其間存有客觀上的必然性，而不隨主觀意 志而轉移。其三，再就台灣的實質利益而言，發展「介面與橋樑」的機能，應較諸陷於「中心／邊陲」的兩難，更符合台灣的生存利益；也就是說，台灣若能運用 「一雙筷子」的分合機制，必然較諸做為「一隻筷子」，更能實現台灣的利益。亦即：無論是出於主觀的追求，或是囿於客觀的限制，或是出於理智的抉擇，「海陸 介面」及「東西橋樑」皆是台灣可以扮演的角色！
台灣無論朝什麼方向發展，皆不可能跳脫「一雙筷子」的情境；例如，即使是台獨論者，最後亦必須以「兩岸成為兄弟之邦」做為台獨方案的理想結局。因此，「橋 樑介面說一所提供的「機能論」，正如「亞太營運中心計畫」一樣，確實為「中心／邊陲」的「主體論」所形成的僵局打開了一條出路。只要兩岸能發展出一種類如 「一雙筷子」的分合關係，則台灣即不致陷於「一隻筷子」的困境，也不致陷於「一把筷子」的危地；那麼，台灣當然有可能以「海陸介面／東西橋樑」的理論，做 為生存發展的基本策略！
【2009/04/24 聯合報】

消費救經濟兩大樣板

消費救經濟兩大樣板


【經濟日報╱社論】 2009.04.24 03:56 am


在 全球經濟一片蕭條之中，各國之間已逐漸顯現不同的景象。台灣今年的成長率必負無疑，但官方與許多民間研究機構還十分樂觀地預估，大約負成長3%左右。不過 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就不客氣地指出，台灣將負成長7.5%，在四小龍之中僅勝過新加坡。然而中國大陸的成長率則看法分歧，儘管IMF的預測值下修為 6.5%，但除了官方努力要保八之外，若干機構如高盛則樂觀地認為會在8%以上。
當然，經過半年來金融海嘯的洗禮，全世界的預測機構都出盡洋相，經濟預測幾可以一夕三變來形容，用拇指法則來揣摩都可能更為準確；不過從這些善觀風向的預測機構的口風中，也可以看出一點趨向：對大陸景氣的判斷要樂觀得多。
兩岸之間在金融海嘯期間的表現，原本是唇亡齒寒的最佳例證，而其始作俑者正是中國大陸揠苗助長的「騰籠換鳥」政策。如今似乎此消彼長，其中應有些端倪可供玩索。我們認為藉提振消費救經濟的不同做法，就是最好的觀察樣板。
首先高喊激勵消費救經濟的，無疑是海峽此岸，回溯到去年6月首先大聲疾呼的本報社論，更可目為全球先聲。
只不過馬政府視若無睹，直到去年11月眼見主計處即將發布第三季經濟衰退的噩耗，才急就章地推出消費券政策。
由於大手筆一擲837億每人發3,600元消費券，時機又選在農曆年家家戶戶採購年貨的高峰，一時間掀起一場有如嘉年華會的歡樂氣氛，及時拯救了原本可能 垂頭喪氣的團圓佳節。這樣的熱鬧景象也喧騰國際，港、日、中等都紛紛主張跟進。但除了像放一場超大煙火剎那間製造的歡樂氣氛之外，消費券政策整體而言是失 敗的。
最近針對2萬多民眾做的抽樣調查，五成將消費券用在原本要買的東西上，完全沒有乘數效果；今年1、2月的消費調查，也發現消費未見多大起色。原因早在去年 6月我們已明白剖析：第一，全面發放，所得寬裕、存款不知如何動用的家庭，絕大多數不會因而新增消費。第二，發消費券，但未配合促銷某些國產財貨，不僅不 能聚焦，而且許多耗費在進口商品上。第三，消費券未搭配部分自付，因而總消費不易擴大。本報社論當初建議，至少50%自付，將消費額加倍；同時配合太陽能 熱水器、光電板等，與國內廠商協商打折優惠，正針對這兩者。
事過境遷，當然我們無法堅持當初的建議必定可行而有效。但就在近幾個月，當對岸高層發現經濟惡化程度遠高於預期，而且保持經濟與社會安定的起碼成長 率，8%，可能無法守住，乃大力提振經濟。人民幣4兆元的振興方案固然震撼全球，但跟我們的四年5,000億一樣，多半中看不中用；因為大型公共建設前置 作業期太長，遠水難救近火，要幾年後才在錯誤的時機見效。不過與此同步推出的家電下鄉、汽車下鄉，則大獲成功，不但充分發揮擴張國內需求的作用，連台灣都 得附驥尾，讓面板業、IC設計沾了不少光。
不過，認真推究，這正是我們所建議的激勵消費的變化版：第一，補貼對象是選定的窮鄉，其邊際消費傾向高於一般省份，乘數效果最大；第二，補貼只到20%上 下，欲購買家電、汽車者，還要從積蓄中自付八成左右，因而總消費會擴大到五倍之譜；第三，補貼商品基本上是國產的家電、汽車，對農村居民多屬新增消費；支 出的標的集中，對國內產業有立竿見影的激勵效果。
由此觀之，海峽兩岸這兩個樣板，一正一負；當馬政府思忖再發一次消費券時，請以此為鑑。
【2009/04/24 經濟日報】

陸委會：大陸廣告不可登

陸委會：大陸廣告不可登

【經濟日報╱記者林庭瑤／台北報導】 2009.04.30 02:54 am

立委批評媒體播放刊登海峽論壇廣告，明顯違法。 陸委會副主委劉德勳昨（29）日指出，廣告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34條規定有不一致的地方，陸委會認為不宜刊登，已告知廣告公司。 海峽論壇最近在電子媒體、平面媒體密集刊登廣告，讓陸委會官員頗為頭痛。日前，陸委會主委賴幸媛接受某家電視台專訪後，隨即就插入海峽論壇的廣告，如此反差格外引人矚目。 民進黨立委在立法院交通委員會表示，電視台播放中共國台辦所主辦的海峽論壇廣告，明顯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不能為中共作政治性宣傳」的規定；有平面媒體刊登福建海峽論壇的廣告，也是明顯違法。 NCC傳播內容處長何吉森對此表示，NCC已經側錄電視廣告，將函請經濟部與陸委會認定。 【2009/04/30 經濟日報】

國台辦發言人：「兩岸政治分歧 不能迴避」

國台辦發言人：「兩岸政治分歧 不能迴避」

【聯合報╱特派記者汪莉絹／北京報導】 2009.04.30 02:54 am

兩岸經濟議題協商漸上軌道，政治議題將陸續浮上檯面。中共國台辦發言人李維一昨天指出，兩岸間固有的政治、軍事分歧，若不解決，將成為兩岸關係的瓶頸，對這些難題不能迴避。 李維一昨天還特別解釋國台辦主任王毅與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會晤時的兩句話，「推進兩岸關係進程，應經濟為先，循序全面發展；互信為重，逐步破解難題」。 他說，這兩句話表明大陸處理兩岸經濟及政治問題的基本態度。經濟事務關乎兩岸同胞的福祉，是目前關注的重點，同時還要開展兩岸文化、教育、科技等領域的交流，這就是「循序全面發展」的意涵。 他說，兩岸還存在政治、軍事方面的矛盾與分歧，如果不解決，或者解決得不好，有可能成為兩岸關係瓶頸，甚至阻礙兩岸關係發展，對這些難題不能迴避。最重要的是雙方建立互信，為解決問題積累共識、創造條件，這是「逐步破解難題」的意涵。 對於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問題，李維一多次強調，「這是兩岸間的事情」，不願其他國家介入。至於展開協商的適當時機，李維一僅說，要「條件具備的情況」。 【2009/04/30 聯合報】

老鳥最後悔的事：沒有修第二專長

老鳥最後悔的事：沒有修第二專長

【聯合報╱記者陳智華／台北報導】 2009.04.30 02:26 am

畢業老鳥在大學時最後悔的事是什麼?答案是沒有進修第二專長，其他還包括：學業不夠認真等。 《Cheers》雜誌最近出刊的大學指南中，針對1千多位平均30歲、平均年資4到6年的上班族進行網路問卷調查，近6成5表示，沒有進修、選修跨領域課程及第二專長相關課程等，是讀大學時最後悔的事。 此外，3成8回答後悔上大學時，沒有對將來要從事的行業或職務有清楚認識或準備，3成5回答對系上學業不夠認真、3成1則對沒有探索自己的性向或職涯則感到遺憾。 3成3對對沒有精彩的社團經驗感到懊悔，回答沒有男女朋友、選錯科系、沒有名校血統都占近2成，還有近7%認為自己念錯大學。 老鳥給畢業大學學習滿意度打分數，平均分數只有68.3分，雜誌發現，學生沒有好好學，學校也沒有好好教，反映在跨出校門，進入職場工作後的情形，所學與所用有斷裂。 這些職場平均年資4到6年的老鳥也認為，目前在工作上所需專業或技能，與大學畢業科系所學關連度性超過一半以上，關連度在60%到100%有4成6。 逢甲大學金融學院院長董澍琦指出，以金控為例，整合是一大趨勢，集團下可能有銀行、保險、投顧投信，呼應產業發展，垂直專業學習，學生要跨系選課，培養多元能力，橫向發展則軟、硬技能都要兼備。 【2009/04/30 聯合報】

廖玉蕙：我們就該這樣長大嗎？

廖玉蕙：我們就該這樣長大嗎？

【聯合報╱廖玉蕙】 2009.04.26 03:57 am

今日登場：廖玉蕙 國 小五年級時，我從潭子鄉下轉學到台中城裡。音樂老師要我們全班同學以國歌的旋律比畫指揮的動作，緊接著，我被叫到講台上單獨示範。我永遠忘不了音樂老師厲 聲奚落我：「鄉巴佬」、「土包子」、「笨蛋」時，四周同學揚起的哄笑，我含淚下台，好強地不讓眼淚落下，心裡受傷且羞愧難當。 次日，老師從朝會的隊伍裡將我喚上升旗台，指揮全校師生唱國歌。面對天外飛來的榮耀，父母既驕傲又歡喜，同學也欣羨不已，只有我對音樂老師的喜怒無常滿懷憤怒。老師的羞辱正中鄉下孩子自卑的痛處，至今想來，當日的辛酸猶然歷歷如在眼前！ 被老師羞辱 傷痕一輩子 語言暴力對敏感的孩子而言，更勝肢體的體罰。這個可怕的經驗，讓我在當上老師後，格外謹慎小心，甚至矯枉過正，對學生不當言行，非但未敢厲聲斥責，連正確的教訓也怯於出口，我好怕學生即使表面嘻笑，心裡跟我當年一樣受創嚴重。 朋友聚談過往，幾乎每位都可以說出一、兩樁類似的難堪事。一位曾因家境貧窮，沒錢理髮，被老師用剪刀從前額正中央剪了個大窟窿，他躲躲閃閃回家，在頭髮恢 復秩序的好幾個禮拜內都抬不起頭來；一位數學不佳的朋友，屢屢在解不出答案的黑板前，被老師一再斥責：「光會吃饅頭，把個腦袋吃得像個大饅頭！有什麼用！ 一點內餡兒也沒有。」他因此懷恨饅頭，連帶痛恨賣饅頭的爸爸！甚至因此好長一段時間都拒絕再吃饅頭。 上學成噩夢 談什麼教改 一位女生曾因彆扭地不肯聽老師的話和同學握手言和，被當眾狠狠甩了兩記耳光外加奉送的「賤胚」二字！兒子上小學時，我曾抽空去送便當，接近教室時，赫然聽 到老師正不耐煩地責罵一位學生：「你是豬啊！怎麼教都教不會！去！去！站到豬圈裡去！」原來數學題目算錯了，被罰站到講台旁邊兒用粉筆畫出的所謂「豬圈」 的大圈圈裡！我立即閃身窗口外的幾十公尺處，就怕一不小心撞見被貶斥為「豬」的學生羞愧窘迫的眼神。 黃昏時分，日光微微，難堪的心事被一一攤展。有人嘆息，有人氣憤，卻也有人下了這樣的結論：「雖然如此，我們不也都走過來了！小孩就是要操啦！不能太寵膩 他們！否則，將來一點受挫力也沒有。」我嗒然若失，為朋友誤以屈辱為訓練、錯以忍辱負傷為受挫能力的良性積累而悵然。如果教育只在原地踏步，老師聽不到角 落的低聲啜泣，求學竟成為孩童悲傷的源頭，而學校也沒有設法改善的動機，今日的學生猶然受著我們昔日所身受的苦，孩子還得繼續為師長的不當言行自行止痛療 傷，那還侈談什麼教育改革！ 師不出惡言 身教勝言教 近日教育部警覺於社會風氣日益敗壞，正大力推動學生的品格教育。我以為學校是知識傳授的聖殿，溫、良、恭、儉、讓的德行，不只是拿來當考題用，老師若能以身教示範—不動輒口出惡言，一定比滔滔的言說更具影響力吧！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系教授） 【2009/04/26 聯合報】

舉國抗疫：先求滴水不漏，次求漏而不潰

舉國抗疫：先求滴水不漏，次求漏而不潰

【聯合報╱社論】 2009.04.30 05:37 am

曾經過一九三○年代的大蕭條，世人在二○○八年遭逢全球金融風暴時，因應起來就較有章法；羅斯福、凱因斯的名字幾乎每天皆在世界重要媒體上出現，因而亦避免了恐慌競設經濟壁壘等不必要的錯誤。 曾經過六年前的ＳＡＲＳ風暴，世人在遭逢此次北美新流感時，也有了「後事之師」。台灣在當年陷為疫區，種種恐怖痛苦的經歷，如今亦皆成為珍貴的「經驗資 產」。一方面我們有過ＳＡＲＳ的經驗，另一方面疫區尚遠在墨西哥，我們相信，在比較充裕的時空條件下，我們應當能夠正確處理當前情勢，將衝擊降至最低。 正因曾有ＳＡＲＳ的經驗，這兩天出現的有些情況，令人想起六年前的一些往事。僅舉二例，一例談人民，一例談政府。 先談人民：一夕之間，口罩又成熱賣商品，Ｎ95又回到國人的腦際；但令人感到甚不愉快的是，居然傳出有商人將一個市價三、四十元的Ｎ95口罩，哄抬至三百 元。這是在ＳＡＲＳ期間曾有的現象，囤積炒價；而這次倘若疫情風暴再度來襲，無論從調節供需或懲治不肖商人言，皆絕對不容這類情事再次發生。任何炒作防疫 物資的行為，必定要使之受到法律上及道德上最嚴厲的制裁。 談起口罩，在ＳＡＲＳ後期，始知患者發燒才會傳染，因而改採「發燒者戴口罩／未發燒者不戴口罩」的道德勸說，因而滿街口罩的景象才漸漸淡出。好像從那個時 候開始，民間也形成了一種重感冒者戴口罩，或不上班、不上課的倫理默契。總結而言，ＳＡＲＳ予人的最重要經驗應是：高危險群者若能負擔較大責任的自我管 理，即可免除社會一起付出重大成本。從理論上說，以台灣今日情勢言，只要國際旅行者能作好自我管控及政府管控，即有可能阻絕疫情於境外。少數人戴口罩，即 不必全國戴口罩。 再談政府：曾是抗煞英雄的葉金川，如今碰巧又在新流感警報中擔任衛生署長；他在此時所能發揮的社會信任度，可謂亦是ＳＡＲＳ留給台灣的社會資產。ＳＡＲＳ 肆虐期間，有些醫師落跑，台大醫院甚至特別安排駙馬爺趙建銘不必上班；但不具任何責任身分的葉金川，卻駐進當時被視作「死城」的和平醫院。疫病發生之際， 社會上須有受到公眾信任的精神棟樑；葉金川的動作，及時修補了當時儼如「無政府」的狀態。在ＳＡＲＳ期間，曾有許多如葉金川一樣奮不顧身的醫護人員，甚至 因而殉道殉職；在此新流感警訊發生之際，特別令人感懷他們犧牲奉獻的可貴可敬，朝野應當在此際再爆疫訊的時季，帶領國人一同追憶那些仁人烈士，為社會樹立 典範。 此次疫情訊息在台灣爆發的第一天，葉金川就主張不要再稱「豬流感」，立即阻斷了對豬肉市場的經濟衝擊；第二天，再發布對美洲飛台航班實施登機檢疫等措施， 亦可謂是劍及屨及。防止謠言及無謂的恐慌，以及採取果斷的防疫停損手段，是現階段「抗流工作」兩大支柱。葉金川及當年抗煞功臣陳建仁、蘇益仁等皆是真正上 過戰場的名將，如今攜手再披戰袍，應可不負國人期望。畢竟，社會信任是防疫抗疫的基礎建設。 全球疫情如何發展，這幾天是關鍵期。將引爆全球大流行？或將逐漸減弱消失？最好的祝福，最壞的準備。就個人言，高危險群要有高度的自我管理意識，及不要有 抬價賣口罩的商人；就政府言，必須預設將戰線拉長加深，從決戰境外，到境內隔離、到防止社區感染，至趕製疫苗，一關再一關，堅壁清野，先求滴水不漏，再求 漏而不潰。 我們曾經一起走過ＳＡＲＳ，相信也能更平安地一起度過這一波新流感風暴。這場戰役，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暴露在病毒的侵襲下；因此，每一個人都應以征戰的士兵自命，保護自己，保護同胞，戰勝病毒！

失業率未破6%的考驗與隱憂

失業率未破6%的考驗與隱憂

【經濟日報╱社論】 2009.04.30 05:37 am

行 政院主計處發布3月人力資源調查統計概況前夕，勞委會主委王如玄指出，政府採取各項有效措施，失業率增加幅度應減緩，她預估三月失業率絕對不會破6%。結 果真的未破6%為5.81%，讓王主委鬆了一口氣。但深入分析3月人力資源統計，所呈現的問題，可能比失業率破6%更嚴重；尤其暑期畢業潮即將來臨，必須 事先策劃未雨綢繆，以資因應。 我們之所以指出當前失業問題比破6%更嚴重，主要從下面幾點觀察： 一是根據15歲以上人口動態變化分析；在經濟正常狀態，每年增加的15歲以上民間人口，約四分之三流入勞動力人口，約四分之一流入非勞動力人口；即使在民 國90年經濟淪為50年來首度負成長，91年失業率竄升5%以上時，15歲以上增加的人口流入勞動力者尚占44%，流入非勞動力者也不過56%。然今年3 月與金融海嘯爆發前的去年8月比較，七個月來15歲以上增加的民間人口，流入非勞動力者竟然高達147%，流入勞動力者是-47%；這是極不正常，也非常 不合理的現象。 二、最近七個月來就業者中被裁員的淨額高達24.4萬人，而其中轉為失業者僅17.8萬人，失業率才未破6%；竟然有6.6萬人原有工作被裁減後未再找工 作，而變成非勞動力。其中除少數已屆退休年齡外，絕大多數是具有工作能力，有工作意願，也想找工作，只是在調查當周未找工作而被列為非勞動力。如此等被裁 人員長期不找工作，顯然是對社會不再寄以厚望，而到哀莫大於心死的境界，是何等的悲哀！若未來還想找工作，在這被列為非勞動力人口期間，失去失業資格，連 申請失業救濟都無法獲得，豈不較列為失業者更淒慘？ 三、在國外，15歲以上民間人口，具有工作能力、有工作意願，想工作，如未找工作者，仍列入勞動人口中的失業者；但台灣將他們列入非勞動者，故在作國際比 較時，台灣所統計的失業率顯然偏低。因此，主計處將非勞動力中的「想工作而未找工作的人數」加入失業人數中列為「廣義的失業率」，以利國際比較。依廣義失 業率即國際間一般所稱的失業率，台灣去年11月已超過6%，今年2月破7%，3月更達7.4%。但實際上，還不止此；根據過去經驗，愈是在不景氣時，想工 作而未找工作者每年增加的人數，占非勞動力增加人數比例愈高，如90、91年約占三分之一，但近七個月來卻大幅降低，祇有13%，顯然有低估現象。 另據行政院主計處對工商場所調查統計，今年2月與去年8月比較，半年來工商服務業受僱員工被裁減的淨人數高達33.3萬人，較同期間對家庭所作的人力資源 調查整體就業人數被裁減淨額24萬人，多出9.3萬人。這雖是兩種不同調查間所發生的差異，但最近所發生的案件，如已被廠商所裁減失業的員工，卻瞞著家人 朝九晚五外出假裝上班，致使在人力資源向家庭調查時仍列為上班族，這種現象除間接證實人力資源調查的失業率有偏低之嫌外，這類被裁減員工心理上的壓力，遠 較一般失業員工更痛苦，故最後走上絕路不在少數。 再觀察去年8月工商服務業受僱的665萬員工，到今年2月被裁減掉33.3萬人後，仍在工作的631.7萬人，今年1、2月平均薪資較去年同期削減了 12.13%，生活那能不節衣縮食？而其中製造業員工薪資更削減了20.62%，這除年終獎金無著外，還有許多廠商放無薪假的結果。目前製造業所僱員工及 其家屬，超過500萬人，每月收入少了五分之一，其悲慘情況可想而知。 有人認為放無薪假可降低廠商生產成本，但今年1-2月製造業生產大減35.9%，而為了挺員工只裁減員工5.6%。因此，每單位產出勞動成本年上漲率接近20%，在出廠價格不漲反跌的壓力下，真是血本無歸。 雖然某些政務官高喊春燕快來了，但當前民間的這些疾苦知曉嗎？有無化解之道？

嗆馬易 保台難

嗆馬易 保台難

【聯合報╱黑白集】 2009.04.30 04:04 am

ＥＣＦＡ未列入下半年江陳會的議題，最失望者可能是民進黨。 兩岸輪流作東，下半年的江陳會將在台灣舉行，屆時已進入了縣市選舉的暴風圈；ＥＣＦＡ的議題若於下半年在台灣端上檯面，民進黨自是食指大動、準備大快朵 頤。但如今卻眼看著就要端上桌的ＥＣＦＡ滿漢全餐，突然撤走了。正如去年十一月六日，馬總統在台北賓館提前接見陳雲林，如今則可能延後ＥＣＦＡ的談判，民 進黨自不免悵然若失。 民進黨一直想以兩岸議題為政治槓桿，但一年以來似乎不易著力。例如，陸客人數不夠，民進黨奚落；太多，民進黨又批評。北京的慷慨若不如預期，則謂台灣不可一廂情願；北京若表現慷慨，又稱別有居心。真是吃這個也癢，吃那個也癢。 即以五一七遊行的口號言，「保台灣／顧主權／救失業／護弱勢」，這其實是「雞尾酒式」的口號，霰彈打鳥罷了。試問：反對ＥＣＦＡ，民進黨如何因應東協加 三？指責主權流失，民進黨如何解釋兩岸司法互助？救失業，民進黨何不反對陸客來台？護弱勢，民進黨難道要以正名制憲救弱勢？ 據說，五一七遊行將與陸客搶遊覽車，這倒是個好主意；民進黨若能天天舉辦大遊行，陸客來不了，兩岸直航班機取消，ＥＣＦＡ談不成，這樣台灣不就得救了嗎？ 五一七的大標題是「嗆馬保台」。談嗆馬，誰不嗆？其實，嗆馬民進黨恐怕還比不上傾藍名嘴；但民進黨既自詡是一個「有執政經驗的反對黨」，就必須拿出保台救台的具體政策來！ 【2009/04/30 聯合報】

注意美國財經政策的轉向

社論－注意美國財經政策的轉向
2009-04-29
工商時報
【本報訊】
　美國自從去年爆發「金融海嘯」之後，無論是前布希政府或現任的歐巴馬政府，以及主管貨幣政策的聯邦準備理事會（Fed），均積極採取寬鬆的貨幣與財政政策，以拯救金融危機並緩和經濟衰退。然而最近的兩項措施，即Fed對金融業進行壓力測試，以及國會可能在短期內通過的「信用卡權力法案」，卻可能產生信用緊縮的效果。影響所及，美國財經政策的戰略思考可能由原本的「刺激消費」，轉向「鼓勵儲蓄」的新方向。
　對金融業進行「壓力測試」，目的在於檢測大型金融機構的體質健全程度，以及承受經濟更進一步衰退的能力。這項測試是依據兩種假設的情況來進行。第一是假定2010年時失業率為8.8％，而今年房價下跌14％；第二種是假定發生更糟的情況，即失業率衝到10.3％，而房價下跌22％。Fed將於5月4日公佈結果，如果部份銀行的體質確實堪慮，則Fed可將財政部對銀行的貸款轉換成「普通股」，或強迫銀行業從民間資本市場上增資，或由財政部對金融機構提供更多的「拯救金融基金」，甚至在政府支持下進行銀行合併。由於受測的19家金融機構的規模均屬於「大到不能倒」的程度，而且政府迄今已承諾提供11兆美元的資金來援助困難的金融機構，因此「壓力測試」的真正目的，並不在於將金融機構「汰弱留強」，而是由Fed對銀行業進行更嚴密的監控，並限縮金融機構從事「金融創新業務」的範圍，以確保在經濟衰退更嚴重時，不致再度發生金融風暴。其實金融業本身在重創之後，營運上已經趨於審慎，貸款額持續減少，現在再加上Fed的嚴密控管，銀行在業務上將更為保守。影響所及，自然是信用情況更加緊絀，從而抑制消費與投資。
　金融業面臨的第二項壓力，則是目前國會正積極推動「信用卡權力法案」，禁止發卡公司片面調高利率，禁止收取超額費用，且需對信用卡合約條款做更清楚的揭示。這項法案表面上是為了加強對持卡者的保障，然而一旦實施後卻會產生信用緊縮的效果。既然是信用卡，金融機構在發卡前自須做適當的徵信工作，以降低違約的風險。然而金融機構為了推廣此一業務，並未認真徵信，而是以超高的循環利率來彌補授信的風險。現在既然政府對利率予以限制，則金融機構自然會提高發卡的門檻，並限縮刷卡的金額。如此一來，對財務良好的消費者而言並無影響；對需要「信用」而有能力償還卡債者，固然在利息支出上得到一些保障，但所能得到的信用額度卻可能縮水；而財務狀況不佳者，則有可能被停卡。如此一來，對消費者的保護效果實屬有限，但對消費者信用的收縮效果卻反而更大，從而對消費有所抑制。
　政府加強對金融業的監控以及對信用卡利率的限制，既然可能對信用造成緊縮效果，則表面上看來似乎與政府放鬆財金政策的基本方向有所矛盾，但如進一步觀察白宮方面的發言，卻透露出政策可能轉向的信號。歐巴馬日前便針對信用卡問題表示：「個人應增加儲蓄，因此必須有鼓勵儲蓄的誘因，也因此我們要採取行動，以阻止發卡公司以過熱的方式行銷。」週末時歐巴馬更宣佈一項計畫，希望聯邦政府員工能提出建議，來改善本身所屬單位的預算收支。白宮首席經濟顧問桑默斯更明白表示，「民眾必須更節省，而政府也須抑制人民的刷卡熱度。」桑默斯本身即是「大師級」的經濟學家，不可能不了解信用卡案可能緊縮信用並壓抑消費。桑默斯在擔任柯林頓政府的財政部副部長時，曾將聯邦預算由「赤字」轉為「盈餘」，為美國1990年代後半期的經濟繁榮貢獻極大。歐巴馬與桑默斯的表態，顯示美國政府未來在財政政策上將不會一味灑錢，同時也並不主張以擴張消費者信用的方式來刺激民間的消費支出，甚至鼓勵民間節儉儲蓄。這也代表美國財經政策在基本戰略上，並不急於追求由消費回升所帶動的「假復甦」，而是著重於從基本面解決美國負債過重的問題，以逐漸恢復美國的經濟實力，從而實現緩慢但穩健的復甦。
　美國經歷8年布希政府的恣意揮霍及管理失當，原本即已陷入內部與外部均嚴重失衡的困境。面對龐大的預算赤字與貿易赤字，再加上新的金融赤字，既無開源之道，則只有節流一途。因此就美國而言，此種穩紮穩打以求長治久安的經濟戰略，實為正確之選擇。美國一旦勒緊褲帶，則在直接與間接貿易上仍高度依賴美國市場的台灣，自應認清未來美國經濟動向的軌跡，並妥為因應。

社論－兩黨距離不應大於兩岸距離

社論－兩黨距離不應大於兩岸距離
2009-04-29
中國時報
【本報訊】
　三次江陳會順利落幕，兩岸簽署包括定期航班、金融合作、共同打擊犯罪等三項協議，以及開放陸資來台的一項共識。根據本報最新民調顯示，有五成三的民眾贊成陸資來台，而馬英九總統的施政滿意度微幅上揚到四成五，至於民眾對馬政府的兩岸政策滿意度則達到四成九。顯示馬政府就任近一年來，以兩岸交流為主軸的施政漸獲成果，也得到民意的認可。
　但值得注意的是，對於三次江陳會是否符合對等協商、是否傷害台灣主權，民眾看法相當紛歧，認為無損主權者有三成五，認為損及主權者也有三成五，沒意見的也達到三成左右。對比二次江陳會，認為損及主權者比例上升，認為未損及主權者比例卻下降，這個民調數字，某種程度可說明，為什麼在野黨始終可以負面批評馬政府的任何兩岸政策作為，因為不必提出什麼實際數據或事證，總會有三分之一的民意反對兩岸交流。
　對馬政府而言，這是一個必須時時自我警惕的民調數字，馬政府自就任以來近一年時間，始終無法與在野黨領袖有正常對話的窗口，雙英為了見不見面、辯不辯論總是隔空喊話，卻無實質進展，最需要社會最大共識的兩岸政策，因此失去取得在野黨的參與，民意依舊陷入藍綠壁壘之爭，對立裂痕無法有效撫平。民主社會本來就有贊成與反對的不同意見，正反兩方的民意都要傾聽，並從中取得最大的共識，才能在施政的同時，維繫社會的和諧，這一點無論如何執政者要負較大的責任，盡更多心力。
　對最大在野黨的民進黨而言，同樣不能枉顧現實，慣性地擁抱三成民意自得自滿，耽溺於少數民意的喝采和壓力，忽視社會真正多數的聲音和需求，否則就永遠不可能取得多數中間選民的認可，畢竟重返執政之途不可能僅僅依賴三成民意。
　民進黨為了嗆馬，號召民眾五一七上街頭，可以理解，但是，從救失業到嗆馬談判失了主權，就有點莫名其妙了。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批評力度最大的是：在野要求的延遠權「碰都沒碰」，江陳會談判完全失敗，蔡英文曾任陸委會主委、行政院副院長，在她任內拒絕任何兩岸政策談判協商的可能，或許因此不理解任何談判都不是在野黨突如其來在談判出發前拋出一個議題，就非談不可，遑論非談成不可。馬英九在江陳會行前也曾表達延遠權確要爭取，但馬政府就任不滿一年，以兩岸兩會制度化協商愈來愈上軌道的情況看來，至少在馬政府第一任的未來三年多時間中，總會有機會將這個在野黨最在乎的議題端上檯面，就不知道屆時民進黨會不會認為這是兩岸關係和政策的「重大進展」？
　曾任民進黨政府經建會主委的台灣智庫董事長陳博志持平地評價這次江陳會，他說，只簽一個「籠統」的金融合作協議，沒簽ＭＯＵ，這是好的，「本來就該規畫完善才能簽。」根據馬政府的規畫，ＭＯＵ大概兩個月後就能簽成，最重要的，接下來的簽署工作將由兩岸官方機構直接面對面商談，而不再透過兩會白手套代行，這當然是對等談判的重大進展。
　事實上，一年不到時間中，三次江陳會已經讓兩岸官員上桌形成「慣例」。以這次會談簽署的三項協議，無一不是兩岸主管官員密商敲定文稿後，再由兩會人員簽署。台北與南京兩次江陳會的兩岸航空協議和補充協議，除了冠之以「兩岸」的文字，其架構和內涵均等同於各國簽署雙邊協定的模式；至於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協議及司法互助協議，唯未到援用「引渡條約」的法律用詞，卻也套用相關法律規範，且進一步確認了兩岸司法調查單位的合作，同是邁出了一大步。
　兩岸分隔六十年，自廿年前開放交流後，兩岸關係有潛礁、有暗流，但潮流趨勢不可逆，兩岸不可能再回到那個彼此封鎖、敵意相抗的年代，兩岸既已取得「先經濟後政治」的共識，擱下政治爭議，以民眾利益為優先考量，政府責無旁貸，寄望有過八年執政經驗的反對黨，同樣回歸台灣優先、民利為重的初衷，正視現實、回應民意。

名家專欄－什麼是「結束敵對狀態」

名家專欄－什麼是「結束敵對狀態」
2009-04-29
中國時報
【陳孔立】
　國共內戰結束，如果從一九四九年算起，已經六十年了。如果從一九七九年停止炮擊算起，也三十年了。可是戰爭陰影仍存在兩岸人民心中無法抹去。現實上，戰爭的威脅也並未消除。因此，兩岸當局都表示希望「結束敵對狀態」，走向兩岸和平發展的道路。這更是兩岸同胞的共同願望，因而引起人們廣泛重視。
　但是究竟什麼是「結束敵對狀態」？眾說紛紜。有人說，台灣宣布解除戒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不再視中共為叛亂團體，就是「結束敵對狀態」。可是，大陸至今還沒這樣做。
　解決兩岸問題 非關統獨
　有人說，結束敵對狀態是一複雜的「綜合工程」，包括外交休兵、建立互信機制（政治互信、外交互信、軍事互信、乃致政治領導間的互信）等等，而這一切，由於台灣朝野意見無法統一、兩岸互信基礎未建立，因而需要很長時間才能達成。還有人說，統獨之爭造成兩岸敵對狀態，統獨問題難解，敵對狀態也無法結束。
　如果說，台灣單方面宣布廢除內戰時期制定的「臨時條款」就是結束敵對狀態，那麼，大陸只要單方面宣布廢除當年相關文告，也就可算是宣布結束敵對狀態，事情就非常「簡單」了。但這樣能解決問題嗎？台灣廢除臨時條款後，對大陸敵對情緒並未削弱，在某些勢力操弄下，有時還相當強烈。即使大陸同樣宣布不再視國民黨為「叛亂團體」，難道就可「結束敵對狀態」了嗎？看來並不容易。
　如果要把建立兩岸政治互信、外交互信等都做為結束敵對狀態前提，那問題就十分「複雜」了。兩岸間的政治互信、外交互信等等，不知什麼時候才能獲得台灣朝野一致意見？什麼時候才能獲兩岸之間的共識？這樣，結束敵對狀態就遙遙無期了。
　顯然，敵對狀態並非統獨之爭造成。敵對狀態是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國內戰造成的，且遺留並延續到現在。因此，結束敵對狀態，就是要結束內戰遺留的敵對狀態。早在一九七九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告臺灣同胞書》中就明確提出：結束軍事對峙狀態。
　結束軍事對峙 了結內戰
　我認為結束敵對狀態，就是結束兩岸軍事對峙狀態，對內戰做一了結。它既不包括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分歧和對立，也不需先解決統獨之爭。按這理解，問題就沒那麼複雜，涉及面也不廣，不會互相牽扯拉出一堆問題來「一攬子」解決。
　換句話說，結束敵對狀態不是結束政治對立。這是兩回事，兩岸結束政治對立需經歷相當長過程，而結束軍事對峙狀態，則是近期可能辦到的事。由於兩岸都表達共同走向和平發展的道路，結束軍事對峙狀態條件必將日趨成熟。經雙方協商，達成共識，並以正式文件宣布，應不是太難的事。
　簽署和平協定 做法可行
　現在兩岸領導人都把結束敵對狀態與簽定和平協定聯繫起來，我認為二者可有先有後，也可合併一起進行。
　如要單獨簽定結束敵對狀態協定，可能台灣內部難有共識。因為民進黨有人說過：內戰是在國共兩黨之間進行的，他們之間才有恩怨，我們與共產黨沒恩怨，要結束敵對狀態是國共兩黨的事，與我們無關。這些話不無道理。民進黨似沒必要介入這件事，也不願意為此事「背書」。由國共兩黨來簽，台灣似還難以接受。
　如果在簽定和平協議的同時，兩岸共同宣告結束敵對狀態，事情可能簡單些。因為民進黨也曾提出簽訂和平協定，他們沒理由對此持反對態度。而在簽訂和平協議的同時，宣告結束敵對狀態則是順理成章的事。
　現在關鍵是，和平協定是一具有權威性的文件，須由具公權力的代表簽署，這才是目前需要解決的難點。
　因此，對當前條件下兩岸政治關係進行務實的探討，就顯然十分必要。我相信本著「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的精神，依靠兩岸人民聰明才智，這問題必會得到解決。
　相信有一天，兩岸會在北京和台北分別舉辦莊嚴的儀式，同時鄭重宣告：兩岸正式結束敵對狀態，共同邁向和平發展大道，這是我們的期待。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大陸權威對台研究學者）

依循模糊策略 兩岸協議趨務實

依循模糊策略 兩岸協議趨務實
2009-04-29
中國時報
【王銘義／特稿】

　　南京「江陳會談」儀式性場景落幕後，外界審視的眼光隨即聚焦在兩岸協議的文字上。其實，這三項協議都是兩岸主管官員先行祕密商談後所敲定的文稿，但呈現出來的協議版本，卻都是依循「戰略模糊」策略，獨具「兩岸特色」的協議。
　二次江陳台北會談所簽署的《海峽兩岸空運協議》，以及南京會談所簽署的《海峽兩岸空運補充協議》，雖非兩岸政府部門直接簽署的「航權協定」，但協議架構與內涵，卻完全是各國之間所簽署雙邊「航權協定」的模式。
　主管機關不明指 心知肚明
　不過，雙方為避免涉及兩岸政府體制的承認問題，協議中提到政府主管機關，完全以中性的名稱取代，如使用「兩岸航空主管部門」、「雙方航空主管部門」，並未直接表明是「交通運輸部民航局」或「交通部民航局」。
　其次，《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雖然是兩岸司法部門共同合作的歷史性文件，但涉及兩岸政府主管機關、專業法律用語的重要文字，仍採行「戰略模糊」路線，完全是一九九○年《金門協議》模式的再現。
　《金門協議》是當年軍方執行偷渡客強制遣返，造成船難慘劇後的特殊產物。當年為求盡速解決激增的偷渡客，兩岸當局授權紅會組織祕密簽署協議，雖然協議文字不夠「法律化」，但它卻是近廿年來執行遣返刑事犯的準據。
　司法聯繫設窗口 避談引渡
　南京會談所簽的司法互助協議，雖然都已務實建立台灣「法務部」與大陸「司法部」的業務聯繫窗口，雙方並將進行定期會晤、互訪、培訓合作等重要業務，但協議文字卻只表明由「各方主管部門」指定之聯絡人聯繫實施。
　這項協議的部分架構與內涵，其實，就是各國「引渡條約」的原型，而協議也有套用引渡法律的規範，但協議文卻看不到「引渡」兩字的法律用語。不過，既使模糊處理，但兩岸司法與情治單位的務實合作，仍值得高度肯定。
　金融合作備忘錄 備受關注
　南京簽署的《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雖只是架構式的協議文件，仍待進一步簽署各式合作備忘錄，但它將是今後經貿交流的重要驅動力。兩岸當局承諾協助「金融監管」與「貨幣管理」，絕對有助於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
　兩岸金融監管機構能否建立更實質、更明確的互動機制，能否在後續簽署備忘錄過程，體現「名副其實」的精神，備受政商各界關注。因此，金管會副主委李紀珠在南京表明：「兩岸金融主管機構將直接聯繫、協商、洽簽。」

「互不否認」是兩岸關係的中心支柱

「互不否認」是兩岸關係的中心支柱

【聯合報╱社論】 2009.04.27 05:45 am

三次江陳會選在南京舉行，據說是台灣方面的提議；因為南京曾是中華民國的首都，而欲藉此顯示江丙坤代表團的體制淵源。大陸方面對此提議的寓意，當然是心知肚明，卻也無所避忌，主隨客意。 不過，江丙坤畢竟取消了參訪南京「中華民國總統府」的計畫，據說是怕會引發見仁見智的效應。姿態低了，怕被說成是憑弔「遺跡」；姿態高了，又怕被說成操弄「兩個中國」。 然而，南京的「中華民國總統府」已成歷史遺跡，無可否認；但江丙坤代表團卻是出自台北的中華民國總統府之授權，同樣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互不承認，但也互不否認；這是兩岸關係能夠發展至今日境界的主要原因。倘若「相互承認」，就不必海基、海協當「白手套」了；但主要則是因「互不否認」，亦即雙方皆不否認對方有一隻真正的「手」存在，始會有海基、海協的「白手套」。否則，沒有手，空有白手套何用？ 就台灣方面言，蔣經國解嚴，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這些都是預備「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動作；但北京方面則顧慮可能形成任何背離「一個中國原 則」的情勢，而拒絕承認中華民國政府。正因中華民國政府不能得到北京政府的相對承認，也就必須「在法理上不承認」對方，以維持一個向內外交代的「對等關 係」。然而，兩岸的「對等關係」，也並非只是「互不承認」；因為，雖然雙方在法理上互不承認，卻也不能否認雙方在法理上的實際存在。所以，較準確地說，兩 岸此時所謂的「對等關係」，其實是「互不承認，但亦互不否認」。否則，談什麼市場准入及司法互助？ 台灣第二次政黨輪替後，迄今不到一年的光陰，從去年的六項協議到今次的三大議題，且在下半年可能處理ＥＣＦＡ，兩岸互動的進度可謂是飛速躍進；在這一段進 程中，可以明確地感知到，兩岸關係越往高處、深處及大處發展，兩岸政府的角色即越形凸顯，兩岸「互不否認」的程度也必然伴隨升高。以此次南京江陳會為例， 空運、金融、司法三個項目，皆是以「框架」的形式呈現，未來實際運作的「窗口」，將皆是不再戴「白手套」的政府機構，這毋寧是兩岸交流往高處化、深處化及 大處化後的必然發展。例如，如果相互否認為一個具有司法主權的政府，談什麼司法互助？ 兩岸暫時不易進入「相互承認」的境地；但「互不否認」，卻是維持兩岸「和平發展框架」（胡錦濤語）的中心支柱。也就是說，北京對台政策，不能建立在「中華民國已經滅亡」的論述之上。倘若失去「互不否認」此一支柱，兩岸關係必告解構，無以維繫。沒有手，哪來的白手套？ 兩岸關係在二○○八年回到「九二共識」，就是要維持一個「互不否認」的表述空間。且看雙方每次交手吟詩作對，台北幾乎次次都要提起「正視現實／互不否 認」；但北京則皆避不回應，而代以「和平發展／開創未來」等語。此次江陳會，亦非例外。不過，只要北京不正面回拒或否認台北「正視現實／互不否認」的主 張，只能做，不願說，兩岸即有了迴旋轉圜的空間。 正如，馬總統一直將「九二共識」引申為「一中各表」；北京方面雖未正面回應，但也未正面否認。這種「互不否認」的「各自表述」空間，實是兩岸「和平發展」的必要空間，也可謂是捨此即無生理的最低限度的空間了。 兩年三次江陳會的成就，是建立在「互不否認」上；未來兩岸關係若要更往高處、深處及大處發展，「互不否認」的意涵與效用亦將更形升高。希望兩岸當局能珍惜此一寶貴的默契，不要輕易傷損，我們的看法是： 可惜未能「相互承認」，但千萬不要「相互否認」！ 【2009/04/27 聯合報】

外交新思維 台日關係大躍進

外交新思維 台日關係大躍進

【聯合晚報╱記者高凌雲/台北報導】 2009.04.29 02:57 am

馬英九總統去年就任後，台灣與日本關係發展有新思維，經由國安系統檢討，重新定位為與日方各層面全面交往，與民進黨執政期間只與特定層面發展關係，有很大不同。政府將今年定位是台日特別夥伴關係促進年，各部門積極加強對日工作，強化台日雙方經濟與民間的緊密關係。 日本多次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但是台日斷交後，日對台外交採取「七二體制」，加上日本政府的「科長政治」風格，即使是外相都很難從根本改變對台政策。 過去台灣任何政治舉動，一旦影響日本與中國大陸關係發展，都會遭到日方反彈，影響台日雙邊實質關係，由於過去對日工作只經營特定層面，謀求表面上的政治效益，無法讓台日關係跳脫科長政治的侷限，但在去年下半年兩岸關係改善後，台灣可運作空間已有所增加。 去年釣魚台海域發生聯合號觀光漁船遭日方撞沉意外，發生在政黨輪替後不久，日方發現過去對台溝通管道有限，台日雙方才積極加強雙方溝通管道，船東與釣客提出的賠償條件，都獲得日方同意與充分配合，日方在談判賠償中展現的誠意，在民進黨執政期間都很罕見。 這次事件讓釣魚台主權爭議又浮上檯面，這個問題也是台日雙方敏感議題，外交部希望民眾理性對待釣魚台問題，日方已約束日本官方與民間登島釣魚台申請，希望 對釣魚台爭議降溫，台日雙方都認知採取激烈手段無助解決問題，卻會影響雙方實質交流，目前宜暫時擱置主權爭議，爭取漁權談判對我最有利條件。 去年兩岸關係大幅改善後，因應日漸增多的台灣觀光客到來，日方同意台灣在北海道增設辦事處，也是雙方關係進展的具體指標。台日關係有進展，主要是因為我方 轉變策略，拋棄過去選擇性交往，改採全面交往策略。根據國安會評估，台灣與日本過去民間與經濟有著特別緊密關係，地域與文化都很接近，相較於其他國家，這 種關係是可以解決實質問題的特別夥伴關係。 對於台灣內部質疑改善兩岸關係，影響到台日關係發展，駐日代表馮寄台曾在日本朝日新聞投書說，這是一種誤解，馬英九總統不反日，台灣人非常喜歡日本人，馬 英九是台灣民意選出來的總統，他代表喜歡日本人的台灣人，怎麼會反日呢？兩岸和平，台灣才有繁榮，為亞洲帶來和平安定，這符合日本的利益。 【2009/04/28 聯合晚報】

兩岸航班不足…全球最貴航線？

兩岸航班不足…全球最貴航線？

【聯合報╱張五岳／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所長】 2009.04.27 05:45 am

六 十年前的四月，國共進行的是軍事對抗，共軍攻陷國民政府在南京的總統府，國共主客易位，也促使了兩岸長期的隔閡與對立。六十年後的四月，兩岸卻在南京舉行 第三次江陳會談，雙方簽署三項協議與達成一項共識，卻是標誌著兩岸關係正式邁向直接、雙向的人流、物流、金流新的里程碑。 從昨日兩岸兩會在南京所簽署的協議與共識，雖然有人對於空運定期航班每周僅有二七○班次，並且第五航權的延遠權也未談定，表示些許不滿與遺憾；對於金融合 作協議只定出原則性框架，並未具體指涉銀行、保險、證券、期貨等營業行為，而認為過於空泛；對於陸資來台僅以共識表述，而非協議文字為之，認為實質效益恐 怕不大；對於有關兩岸經濟合作協議的ＥＣＦＡ並未多所討論，下次在台會談，能否就此議題進行協商並簽署協議多所保留。 但筆者認為，兩岸關係的開展既要擱置政治爭議，又要循序漸進不容差錯，還要急於求成簽署協議，自非易事。金融合作千絲萬縷具體而微，欲藉由單一協議畢其功 於一役，本來就是不可能之事，此次簽署框架協議，確立機制平台做為日後持續協商自屬正常。陸資來台涉及我方相關法律規章修訂配套措施，自然是以共識聲明而 非強制性質的協議為之。至於ＥＣＦＡ，在此次江陳會談後，兩岸經貿關係邁向雙向的人流、物流、金流經貿正常化後，必然會是未來協商的議題，在台灣朝野對此 議題南轅北轍下，此次並未多所論及亦屬正常。 而第三次江陳會談無法就空運協議上達成第五航權共識，雖然美中不足，但亦可理解。第五航權的延遠權涉及到兩岸之外的第三國（地），也涉及雙方航空公司的營 運競爭力問題，以目前北京深恐兩岸關係賦予國際化意涵，要在短期內達成共識誠屬不易。此次沒有就第五航權達成協議，雖然對我方航空公司運用大陸市場裝卸客 貨無所助益，對兩岸之間人民的往返其實並未有重大的傷害。但這畢竟是有所缺憾，未來兩岸在政治互信增強下，應盡速就延遠權持續交涉以達成共識。 其實比較重要的是，此次雖然航班已經大幅增加到二七○班，但目前兩岸人員的往返（含陸客來台）超過六百萬人以上，以上半年一○八班，下半年二七○班，平均 百分之九十的超高載客率算，今年能夠再載運的旅客不及三百萬人。換言之，雖然兩岸直航已經定期化了，但卻有半數以上的兩岸民眾仍然無法搭乘直航班機；縱使 幸運搭乘到直航班機的，也因航班不夠多無法達到市場規模，加上市場不夠競爭成熟，而無法享受低廉票價與優質的服務。在尚未能增班以前，兩岸間的定期班機將 會是全球載客率最高與票價最貴（相較於航程）的航線，這是否會引發民眾不滿，恐怕才是兩岸當局最需關注之處。 最後，在兩岸協商腳步越來越快，協議越簽越多之際，兩岸必須加強落實協議內涵，讓民眾感受到實質效益。政府除應加強與立法機關的溝通以完成法制化配套措施外，更應積極與在野黨派及有疑慮者進行溝通對話，以避免兩岸的和解反而促成了台灣內部朝野對立的畸形現象。

直航便宜了誰？

直航便宜了誰？

【經濟日報╱社論】 2009.04.28 05:47 am

兩岸航班大增至270班，部分航點開航定期班機而且機艙可以載貨，應是第三次江陳會最具體的成果，也是去年12月15日開放包機直航以來，兩岸三通最大的進展。但這些成果與進展並未給人民帶來太大利益，因為絕大部分利益都由公權力直接中飽了分到航班的航空公司。 一個知名的證券公司估算，單單一家航空公司，自增加航班所獲得的利益一年逾40億元，獲利率高達3成。但是每個搭乘兩岸包機的台灣旅客都知道，當航線縮 短、飛航時間大減，票價則較過去迂迴港澳等地大幅提高。因此許多旅客寧可多花半天，繞道港澳，在機場中虛耗時間，也不選擇便捷快速的直航包機。 如今航次從每周108班遽增為270班，航空公司仍然堅持不降票價，所持理由十分堅強：班次增加，就許多航點而言仍供不應求，票價既由市場供需決定，豈有降價空間？但消基會則根據飛航成本，認為不但該降價，而且要降4成才合理。 雙方的說法都言之成理。依照市場供求，目前直航票價不僅不該調降，就某些航線而言，還可以大幅提高，以價制量，改善目前一票難求的失衡狀況。而航線截彎取直，更不需繞道港澳，飛航成本的確應該遠低於過去，若票價依成本核算，下降4成或許並不離譜。 只是消基會的計算，沒有任何公權力為後盾，再公平合理，也是徒託空言。而航空公司在民航局放縱不管，學者專家又慣於高喊尊重市場機制、避免干預市場的高調下，當然樂得隨供求情況而大賺暴利；管他顧客如何抱怨，輿論如何抨擊，反正願者上鉤，不想當凱子，就只管到港澳去折騰。 然而稍微內行一點的學者就會知道，尊重市場機制，在有眾多參與者進行高度競爭，乃至接近全完競爭的市場，最沒有疑慮。一旦參與者受到限制，經營靠特權撐 腰，有幸進入者即享有公權力所創造的「地租」，獨攬大眾共同創造的暴利。這些暴得的「地租」若未獲適當規範，不僅不公平，而且常易在「逐租」行為驅使下， 出現種種藏污納賄勾當，令官箴敗壞。過去八年來這樣的現象屢見不鮮，足徵此非危言聳聽。 既然兩岸直航之後，政府為航空公司創造出巨額「地租」，成為獲得航班者的暴利，而令票價不降反漲，創造「地租」的主管機關就必須處理暴利，還人民一個公道。有幾種方式可以選擇： 以上海航班為例，原本就供不應求，如今成為定期航班，機艙又可載貨，同時國內五家航空公司減為四家，必須強迫其中一家吐出到口的肥肉，其任務何等艱難！但 若交給內行的學者處理，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將這四家每周飛航28班的特權，公開標售；在已具備基本條件的國內五家航空公司之中，出最高價而航班分配最符旅 客需要，品質、服務都十分理想者，即可理直氣壯參與經營；而一旦發生瑕疵，違反當初承諾，立即失去資格，由原先落榜者取代。 主管機關當然可於招標時，有如高速公路休息站一樣，事先訂定合理票價及基本品質要求。但正如航空公司所言，只要航班太少，供不應求，票價即不能降低，以免造成嚴重供求失衡問題。 由此獲得的權利金，最簡單的處分，就是分給全民，使人人共享直航之利；或者用以提升機場的水準，改善相關設施與各項服務，使旅客稱快、國家的面子也得以改善，乃至補貼無利可圖的國內偏遠地區航線。

勿將陸客當路客：觀光業要永續經營

勿將陸客當路客：觀光業要永續經營

【聯合報╱社論】 2009.04.28 05:47 am

果不其然，當初規劃開放大陸人民來台觀光時預期可能出紕漏的問題，隨著陸客來台人數的急速增加，一個個冒了出來。顯然，台灣觀光產業的量與質都還不夠水準；更重要的是，在數量商機的迷思下，政府及觀光業的心態都需要大大的調整，台灣觀光業才有可為。 政府推銷陸客觀光，是依一個大陸客在台停留多久、每天花費多少，合計為觀光業增加多少營收、為台灣經濟帶進多少外匯收益及創造多少就業機會，在做標榜，亦 即用數字計算政策收益。這樣的計算方式正凸顯了政府及業者的心態，因為大陸有十三億人口，國內旅遊業者沒把陸客當成來台灣做客的旅客，反而存著每個大陸人 做一次生意就能賺飽的短線心理，把陸客當成是偶爾經過的路客，於是所有的問題都隨著陸客的快速增加而一一浮現。 其一，有大陸旅行團來台簽證作業不及，在未獲入境許可下整團原機遣返，這代表雙方的溝通出問題；其二是旅行社承攬過多陸客團，卻因租不到遊覽車而讓陸客在 機場空等；其三是愈來愈多的導遊抱怨，陸客團必去的三大景點──阿里山用餐須得排隊、故宮有如菜市場、日月潭變髒。這一切都在預期之中，卻迄未見改善之對 策；尤其是業者殺價競爭，以低於成本的價格搶生意，再另以商店購物賺回扣、減少旅遊景點、改變交通工具等降低成本，導致旅遊品質節節下降。 彼岸開放大陸民眾來台旅遊，難謂沒有政治目的，既是展現善意，也是期待兩岸間互動能由上層往下普及到民間交流，以擴大接觸而增進了解，進而消除彼此的誤解 及敵意；但我們對陸客來台，腦袋裡想到的卻盡是鈔票，不只沒有善用這個機會，讓彼岸人民看到台灣的風土民情、文化內涵、生活品味，更連基本的待客之道都沒 有，台灣觀光業應有的水準顯已迷失在完全數字化的商機裡。 觀光產業不能只是賺來客的錢，更是希望成為來客能親身體驗我國生活水準、文化內涵及人民素質的最直接媒介，是國家總體生活機能的總檢驗。所以，一如亞都麗 緻飯店集團總裁嚴長壽所言，觀光旅遊是「讓台灣和世界交朋友」，一次友善的體驗、交上了朋友，可以讓朋友源源不斷而來；反之，一次又一次打壞印象，朋友一 個個流失，觀光產業不可能發展起來；台灣要發展觀光產業，就不能存著只撈來客一把的心理，不管來客是大陸人還是外國人。 大陸為數龐大的觀光客，正是台灣發展觀光產業的契機，但政府及業者將陸客當路客的心態必須改變，並須有相應的作法。在短期內，大陸五一長假將屆，負責審 理、核發來台許可的政府機關，應儘速依據陸客來台人數，積極協調相關的交通、餐飲及住宿服務，以滿足陸客激增的需求，做到讓每位來客乘興而來、盡興而去； 至於處理中的案件，政府主管機關應做好總額控管，在整體服務質量尚未提升之前，應嚴守每日三千人上限，不能再移用之前未用滿的額度；須知此一上限的目的不 在控管數量，而在控管品質。再者，政府必須強化旅行社的評鑑及管理，並以名額的分配做為誘因，不容惡質競爭下去。 行政院最近通過「觀光拔尖領航計畫」，打算在四年內投入三百億元觀光發展基金，以創造五千五百億元商機。政府的規劃洋洋灑灑，但觀光業的發展不只是紙上作 業的規劃，其涉及的產業及服務廣泛，從行政部門的入出境許可、航空業的飛航品質、旅行社的行程規劃及導遊的專業水準、觀光飯店的軟硬體設施、旅遊景點的打 造、交通動線的效率，甚至公共廁所的品質等，可謂公權力與民間創意、效率的大結合，而能緊密串起這一切的共同認知是永續經營台灣觀光產業的心。這不只是創 匯而已，更是在改善台灣自己的生活品質。 對於任何的來台觀光客，都不能只從如何賺錢的角度思考；必須從來客的感受中切實改善自我，亦從改善自我後的成效來感動來客。 ※延伸閱讀》 ‧陸客潮湧缺東缺西 旅遊品質拉警報 ‧陸客倍增 準備不足誰之過 【2009/04/28 聯合報】

政府“媚商”短利长弊后患无穷

人民时评：政府“媚商”短利长弊后患无穷 鲁 苹 2009/04/07　　近日，潍坊市寒亭区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干部替开发商卖房，副科级以上干部至少每人卖一套，每月评比通报，賣不成扣工资。很多干部苦于卖房无门，怨声载道。
　　这个措施，本意在拉动内需，繁荣当地房地产市场，但这种典型的“媚商”之举，效果适得其反，而且造成后患。
　　在这样的压力下，一些地方为招商引资，提出“安商、富商、亲商”，为客商提供满意的政策、金融、工商注册“一条龙”服务，比拼效率，营造良好的政务、市场环境。应该说，和以往的乱检查、乱收费、乱评比“三乱”相比，这是一种进步。
　　但真理前进一步就是谬论。有的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忘记了自己公共服务、监管角色，完全站到企业立场，大包大揽不说，甚至提供诸多“特权”，给予“子女中考加分”、挂特权车号、给予一定政治级别等“超公民”待遇；企业产品滞销，政府下发红头文件“包销”；有的地方，对投资者“有求必应”，不惜侵犯群众利益，提供违背政策的“零地价”、“免税收” ……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日益增长，而社会生产相对落后，这仍是目前的主要矛盾。经济建设仍然是当前的一项中心任务，政府发展经济，天经地义，但决不可越俎代庖，出现角色越位、错位之举。
　　在市场经济轨道上，政府承担着提供教育、医疗、就业岗位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角色；对经济的管理侧重于运用杠杆进行宏观调控。而在实际运行中，规划、调控、引导、监管等政府职能却过于弱小，对重复建设、低标准建设，造假制假等短期行为，行业垄断等现象缺乏有力监督制约。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这只“无形的手”，习惯于用经济手段甚至行政手段干预具体的企业行为。不少地方政府热衷于直接管钱，管物，许多地方领导热衷于包企业、包项目，本来该企业做的事情，都揽了下来，美名其曰“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工作效率”。
　　“媚商”之举，“自觉”地将政府立场和企业、企业家站在一起，将政府财政收入和某个行业、企业兴衰绑在一起，长期下去，人们有理由相信，必然会产生地方保护主义，又怎么能够行使监督和管理职能？
　　各地不妨对照自查：哪些政策确实是安商富商的好举措，哪些做法又是短利长弊的媚商之举。